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改革开放有很多英明论断，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之所以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我个人认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分不容易，他预感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习惯势力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将很多。因此，他把中国改革开放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相提并论。现在，改革开放这场革命，进入了一个攻坚战阶段，多种多样的矛盾暴露得比较明显突出，尖锐复杂的各种情况进行激烈交战。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很多改革开放的组织者、宣传者、教育者都感到十分的棘手，感到不太好想，不太好说，也不太好做。

作为我们这些直接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来说，亲自感受、直接运作，确确实实感到中国改革要想做好、想做成功，难度相当大。作为我们企业界来说，改革开放中就有十大难题。通过反复思考，反复推敲，中国全民、集体企业和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着的乡镇企业等都面临着这十大难题。不认识好、不解决好这些难题，企业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这么多年来，我对十个方面的难题进行大胆的闯，大胆地创，并且不断在思想观念上提高认识，我所领导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中才出现了比较好的局面。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中，企业究竟有哪十大难题？

一、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帽子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企业推向市场。中国企业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必须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必须打破计划经济模式，真正按经济规律来办企业。首先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中国人普遍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划等号。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今天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因为几十年来，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产品的生产是由计划部门下达，产品的销售是由计划部门分配。作为一个企业，是一个生产单位，本应该面向市场，产、供、销由企业来运作，这同资本主义是一样的。这是否是在搞资本主义？普遍认为，搞了市场经济这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文化大革命时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样和我们的党纲、党章，和我们的改革开放指导思想发生了矛盾。就是和我们国情性质不相符合，因而很多人面对市场经济是不想搞、不敢搞。由于这个理论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所以中国的企业改革就出现了徘徊、停止、观望的局面。这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战略性调整，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中国改革要向纵深发展，首要的难题要从理性上解决这些认识。

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西方国家实施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范畴。作为一个企业，它只不过是在某种政治制度下，搞好经济的一个阵地。市场经济仅仅是在政治制度下，搞好经济的一种手段、一个方法。邓小平同志说过，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能用，资本主义也能用，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我认为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领域内的经济运作手段，这个问题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并不是矛盾的。这就象资本主义能搞原子弹，社会主义也能搞一个样。作为一个企业不搞市场经济，那还叫什么改革。既然搞市场经济创办、领导一个企业，就要生产产品、掌握技术、严格管理、销出产品、回笼资金、创造效益，这些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产品不卖出去，企业不创造效益，就不叫企业。所以，市场经济是某种政治制度下运作经济的一个手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能用。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就可以大胆进行改革，实施我们的市场经济，这就是作为一个企业改革的核心所在。我们不能把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使我们感到那么沉重，变成沉重的精神负担，变成枷锁来束缚我们。现在共产党提出的改革开放，把企业推向市场，我们就要大胆地走向市场，在国内外市场上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企业真正成为企业，真正地能形成自己的优势，形成竞争能力。我们一定要把搞市场经济，就要把资本主义这顶帽子摘下来，把它扔得老远，扔到垃圾堆里面去。邓小平同志提出不要在“姓社姓资”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企业界非常拥护。再让那些人争论不休的话，中国企业就会落后，就会被外国企业挤垮。

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与政治挂帅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强调政治挂帅，特别是文革中，政治挂帅这句口号被喊得震天响，所有的中国人都害怕戴上一个政治不挂帅的帽子。多少人在政治不挂帅的前提下，吃了很多大苦头、遇到大灾难。所以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掉政治挂帅这个精神幽灵；所以一直把政治挂帅放在头等位置上。林彪的四个挂帅中把政治挂帅放在第一，曾经令人铭心刻骨。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重要职责就是走向市场、搞市场经济，按经济规律把企业办好、办活、办强、办大。要这样就必须要把企业的根本目的搞清楚，那就是创造合理的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应该以效益为中心。作为国家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企业应以效益为中心。因此，我们所有活动都必须以效益为中心来展开。企业一系列活动都应当是经济运作，都属于经济领域的行为，并不是一动就牵涉到政治挂帅的问题。这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就不敢放大胆去创办好企业。很多人长期以来背着政治挂帅的枷锁，很难有所突破。离开政治持帅，很多人就说你“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啦，“政治工作薄弱”、“唯生产力”论啦，这些帽子有形无形地套在企业领导人身上。特别是现在的中国国情是搞政治挂帅的人比较吃香，搞政治挂帅的人理直气壮、无所顾忌，提拔重用机会多而且比较快。搞经济的人，在国家地位排在第三第四位，在社会上认为是排后面几位的人才。一句话，在中国搞经济不如搞政治，这个现实问题更加影响企业在经济改革中的发展。国家虽然提出来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政治、思想、组织路线都进行了重大调整，但调整归调整，转移归转移，全国人民的认识还要有个过程。在认识水准没达到的情况下，大部分还持旧观念。他们不知道以后有可能搞经济的人吃香，搞政治的人居后，这个关系逐步会调整过来。所以我们认为，不把政治挂帅的帽子从自己头上拿掉、从企业头上拿掉、从思想上改过来是不行的。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基础，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不发展经济，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政权怎么能稳定呢？所以，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得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以后，由于强调了政治挂帅而忽视了经济建设，造成现在经济非常落后，国家财力非常薄弱；中国十多亿人民还处在贫困落后的状况，与世界上强国相比，差距太大。现在提出大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搞经济本身就是政治挂帅。我们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来发展我们的企业，本身就是共产党号召我们这样做的，都是符合共产党政治要求的集中体现。所以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经济的各种行为都叫政治挂帅。不能把政治和经济截然分开，不能够偏面地理解。只要我们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经济就没有任何错误。相反会为中国政权的巩固，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贡献。搞经济工作的人，本身也是党组织安排的，叫我们这样做了，再说我们政治不挂帅，何理之有？为了保证我们国家强盛，发展我们经济，就是为了政治上的稳定。必须指出：文革中很多人搞的政治挂帅，那是空头政治，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他们脱离生产、脱离第一线、脱离经济，这样的政治是没有基础的祸害政治。

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重大内容是政企分开。将企业从政府的怀抱中抱出来推向市场。以往几十年计划经济领导下，所有企业都是由政府来包的，资金大部分由政府来投资，产品大部分由政府安排，市场也有政府来控制。现在要将政企责任分开，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企业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找市长找市场”，政府官员就有一种失落感，错误地认为你现在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眼里没有政府了。如果我们企业什么事都找政府、都请示政府，遇到棘手问题时政府官员又说：不是叫你们找市场吗？你们怎么又找我们？所以政企难分难解的问题，一直束缚着中国企业的改革。

几十年来，政府官员习惯于什么事都想参与，什么事都要发表意见，什么事都要制定一些管理办法。企业经济制度在改革，政府政治制度没有改革，从而出现政企关系难以处理的棘手矛盾。很多企业也养成了一个事事找政府的坏习惯，认为只有这样做错误犯的少，可以不会影响政企关系，得到政府的庇护，对企业非常有利。当地有一家企业，办垮了办糟了。在追究责任的时候，这个企业领导人抓着一个笔记本说：这个企业是某某领导要求办的，支持办的，叫我们这样办的，这个责任怎能由我们来承担呢？政府难道一点责任没有吗？所以现在一些企业办垮了、办糟、办倒闭了，所有债务都由政府掏钱，所有人员都要政府安排。所以很多职工就围在政府周围转，坐在政府大门口，要求政府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搞好政企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以往的做法形成，各级政府的负责人就是该级地区企业的总经理，企业只不过是他一个小部门。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以这样的习惯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时，仍然是企业在干政府的事，政府在干企业的事，政企难分难解。这个矛盾不解决，企业就根本办不好、办不强、办不上去。一个地区政府的负责人，他把企业所有的事情都挪在自己身上，万斤重担靠一个政府几个首脑来挑，是根本挑不好的。所以现在公有国有企业处于一种每况愈下的状况，这是不奇怪的，也是必然的结果。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反复提出要政企分开，在改革开放中想把这道难题解决。什么叫政府？政府的职能在哪里？政府是干什么事的？改革中必须从理论上明确，从法律上固定。什么叫企业？也应当把企业属性，把它的任务职责从法律上加以明确。企业就是企业，政府就是政府，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要严格分清，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几年前，我结合本厂实际多次说过，在处理本企业与政府关系时严格掌握“三不能原则”：一是企业不能成为政府的付属物，不能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企业对政府可以依靠，但绝不能依赖，不能依附盲从。二是企业不能成为政府部门安排闲人的仓库。三是企业不能成为政府某些人资金开支的小金库。我又曾多次地说过，我们很多企业大大小小事情都要请示政府领导，那么现在的政府有多少个领导、多少个部门呢？一个县政府有几十个部门，七八十来个县长，还有八九个县委常委，还有人大、政协领导，他们每个人到企业来，都可以发表一通议论。这个单位领导与那个单位领导说的不一定一致，这一任领导与那一任领导观点不一定一致，昨天的、今天的领导和明天的领导不一定一致，由于政策变化他们理解得也不一定一致，还有喝酒与没喝酒不一定一致，心情好与心情不好时又不一定一致，刚上台的干部与准备下台的领导说法也不一定一致。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你听那一任那个领导好，听那个单位的意见好呢？企业必须走向市场，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绝对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企业决不做政府的事，政府也不能做企业的事，各办各的事，各负各的责，职责应当分明、分清。作为企业，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政府的税法和地方行政管理必须服从。对不属于企业必须执行的东西，我们可听可不听，甚至还可以进行必要的抵制。我们不希望政府带来干扰，政府部门也必须从企业的旋涡中拨出身来，不能在这个泥潭里越陷越深。否则政府和企业的工作都做不好，最后社会只能走向失误。

今天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候，作为企业不能忽视政府的支持和依靠，但不能依赖。干不好企业一切责任在自己。企业的权力和责任，一刻不能忘掉，只有真正从政府的怀抱中走出来，坚持依法经营，恰当运作，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企业，才能和国外企业相提并论，才能和国外企业比产品、比质量、比技术，把企业搞上去。

四、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的标准问题

由于长期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我们现在往往习惯于把政府干部与企业干部相提并论。有的地方政府干部没办法安排，就顺手往企业一塞。有的企业干部干得好，就把他们调到政府部门当干部。组织纪检部门甚至党委、政府首脑机关，都把企业干部和政府干部一视同仁。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也许还行得通，在市场经济、在中国改革纵深发展的时候，这个矛盾和难题就比较棘手。

作为一个政府和企业干部，两者应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干部。随意把企业干部调到政府去，把政府干部调到企业去，如果用其所长也未尚不可，但必须慎重。政府干部有政府干部的素质要求，企业干部有企业干部的素质标准。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素质不尽相同。企业干部是特殊干部，是特别人才。他必须懂得企业管理理论，还要懂得一定技术和市场经营知识，不是一般政府官员能够干得起来的。而政府官员也有特殊要求，也不是一般企业干部就能干得来的。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由于在不同领域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在社会上表现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企业干部，由于要在商场上进行大量的商务活动，他甚至可以场场出现在各种宴会上，他会出现在很多娱乐场所，还会出现在很多的宾馆里，用的车子住的房子根据企业情况有所不同。如果纪律检查部门用政府官员标准去衡量、要求企业干部，企业干部就很难做到。企业干部要严格管理，必须放手批评人、解雇人、处理人，很有可能得罪人。美国通用公司艾柯卡，由于严格管理到了无情的地步，连他的助手对他都有强烈的意见，员工对他有咬牙切齿的印象，但他的企业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个时候我们组织上用群众关系好不好来衡量他，这个企业干部就完了，这样的人才就会被淹没。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组织部却是这样做的。企业干部由于牢牢掌握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摊派、各种各样的赞助会进行必要的抵制。政府部门如认为他们搞不好与政府的关系，他们也会为难。很多企业干部由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经济活动中。很少陷入虚拉关系、跑官场活动中，这时候党政部门说他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也是企业干部吃不消的。有些地方学习这个文件那个文件经常把企业喊来参加，厂长经理们没时间精力去，就说他们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也担当不起。由于企业干部整天运作大把大把的资金，在各种经济交往中难免有请客送礼这些问题，如果经济上有点不清不楚，如把贪脏妄法这个帽子扣在他们头上，他们也就很危险了。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企业干部总结总结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搜集搜集就是牢房的囚犯。所以，拿政府官员的标准来衡量企业干部，很多企业干部都会下台落马。一些企业干部为充分体现奖惩分明，制定一套奖惩、激励办法，如果这个时候政府部门说这是乱发奖金，甚至是鲸吞公款，他们也是承受不起的。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到底应不应该区别开来。我认为必须严格区别开来。这个方面我本人也是吃了很多苦头，受到很多非议。当年组织上把我调到一个濒临倒闭的金箔厂，当时该企业已几年处于破产的边缘。我在短短的几年中振兴起来了，休养生息起来，变成一个稍有名气的中型企业。但由于我们按企业发展规律办事，在这儿呕心沥血，得罪了一部分人，和政府的一些关系处理得不恰当，致使我们长期受到一些非议。我的企业常常经济指标名列前茅，我本人的政治待遇却往往名落孙山。我小的时候看过一场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孙道临主演的。在轰轰烈烈、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党把他派到上海做一个地下工作者，以一个商务人员的身份在那儿隐密地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靠勇敢不怕牺牲，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到上海当地下工作者后他的身份马上改变，身穿长袍马褂，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在商场上进行各种各样的表演。如在这种时候，组织纪检部门还用战场上将领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地下工作者，他的下场就是蜕化变质丧失阶级立场，那是非常惨的。我们现在党政部门、纪律检察部门和公检法部门都是按统一标准来衡量不同性质的干部，这个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国有企业，是国家有独企业，也不能够用政府干部标准来衡量企业干部。因为他们从事的战场不一样，从事的领域不一样，所在的岗位不一样，从事的职能也不一样。对企业干部必须按企业干部要求来衡量，这就是看企业能不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差到好、是不是资产不断增值、企业效益越来越好。只要有搞好企业这样一个表现，就是一个好企业干部。平常鸡毛蒜皮的事，不能放弃主流攻击其余。否则就不能够培养出大量的企业干部，就不能够把中国的企业办好，就不能够造就中国的企业家。而对于政府干部特别是属于官员序列、属于公务员的干部，有政府部门的特殊要求，无论怎样严格要求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把官员标准套在我们企业干部的头上。

五、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在逐步实行企业的厂长负责制。随之而来的《厂长负责制条例》、《企业法》等的实施，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有着明显的不同。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即使在推行厂长负责制的情况下，也坚持提出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作为中国企业也习惯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现在的提法是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从来没有削弱党的领导的意思。在企业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就带来了一些难题，即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究竟怎么认识、怎么处理？这不是每一个企业能处理得好的，不是我们的上层部门就能认识得好的，因而在推行厂长负责制过程中很多企业处理不好，协调不好，矛盾重重。企业里行政指挥系统要设立这个室那个部，党的组织也要设立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我曾经看到一个企业，他的右边是一个生产指挥系统，包括十几个科室，左边就是党委的系统，也有很多的科室：组织科、宣传科、纪检科、办公室还有工会、妇女、共青团、老干部科，好象生怕被戴上一顶削弱党的领导的帽子。推行厂长负责制，是根据改革开放，根据国际惯例需要而提出的，是一个重大调整和重大决策。如何认识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大难题之一。

最近社会上到处都在讨论这个课题，理论家、政治家常在讨论，政府部门在讨论。讨论得众说纷云、不可开交。作为企业参与讨论的很少，企业负责人不想在这儿争高低，反正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上面说的，厂长负责制也是上面说的，作为一个厂长能说什么呢？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的矛盾是处理不好的。意味着企业所有责任都是厂长的，在他负责当中，还有“核心”问题。因而他说了话也是不能算数的，他的指挥权实际上是没有的，他还是要受核心来左右、来表态、来拍板。在这个问题上，厂长负责制有的单位就流于形式，有单位要么抓着鸡毛当令箭，也有的把厂长负责制喊得震天响，把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丢在一旁。甚至有的地方在争论，究竟是厂长大还是书记大？面对这样的情况，必须把厂长负责制与党的核心领导关系问题处理好。首先要在理论上认清。我个人认为，我原来是当书记的，实行厂长负责制我又改任厂长。书记我干过多年，行政上我干过好几年，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的问题，我有我的理解。弄清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企业的职责和任务，然后再来明确厂长和党组织的职责和任务。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领导全体员工，努力实现事先制定的各项奋斗目标和经济目标。厂长负责制就是说这个企业厂长是最高长官，企业厂长从原来的附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和部队的行政首长一样，应该是企业一把手。无论叫什么职务和名称，他的最高领导地位应当是明确的。企业的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一个基层组织。在基层党组织内部，党的书记当然是一把手，是这样一个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他在企业中不再承担经济责任和总指挥的任务，而是集中精力抓好党务工作。他应当在这个企业建设好党的组织、发挥党组织应有作用，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尽到党的政治领导责任。

在企业中，厂长和书记各自有各的任务、职责。就一个企业来说，拍板权、决策权、指挥权都属于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在执行决策指挥的时候，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其中包括必须征求党组织的意见，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多听他们各种各样的意见。这样，他的决策、拍板、指挥才不会失误。这样，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关系问题，就能处理得比较好。在社会上激烈争论厂长大、书记大时，我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奇谈怪论。这就是：什么厂长大书记大，回家问你爸爸和妈妈，究竟是爸爸大还是妈妈大？所有争议厂长大书记大的人，都是吃饭没有事干。其实企业厂长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参加这样的无味争论。所以我担任厂长以后，就从我原来党组织负责人地位，逐步转变成最高行政指挥，把所有责任都担在自己肩上。把企业厂长与书记的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意思是企业象一个家庭的夫妻一样“一个也不能少”。只有厂长书记两个人互敬互爱、互相支持，才能组织好一个家庭。在一般人眼里认为，厂长是做行政工作的，书记是做党务工作的，我不完全赞同。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书记和党的组织来做，作为行政长官也必须要做好。作为一个书记，做党务工作也不能脱离经济工作，不能脱离战场，不能空对空地做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民兵组织，所有党群组织领导，都不能脱离生产第一线。我在企业里提出党群领导一律兼职化，企业不能再象政府部门一样，设立一个庞大的党群口机构。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干部形象高大，政治工作能够成功，战争能够取得胜利，这与党群干部、政委、书记各种宣传组织都离不开战场有很大关系。今天企业都设立一个庞大的党群口机构，不仅增加企业沉重负担，而且党群干部容易脱离生产第一线。企业中这些组织机构不能没有，但党群口的人首先是这个企业的干部和员工。说到底我们是企业，不是政权机关，不能搞专职化。所以我们企业党群口领导人都必须在行政岗位上有一定的职能，有个相应的职务，在发挥党群组织作用的同时，必须要完成经济指标和生产任务。

我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削弱党的领导，相反我们还加强了党的领导。过去我们企业很多人对入党不感兴趣。由于现在党的干部没有脱离实际，没有脱离群众，没有脱离第一线，他们的形象更高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得更好。现在企业内申请入党入团的人争先恐后，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发挥。

正确处理厂长负责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就能保证厂长负责制的正确实施，厂长指挥系统的权威得到较好的树立。实践证明，我们再也不能脱离国际惯例搞这个所谓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模式。随着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很多企业党的建设不完善、不健全。如果仍然强调一元化，这个企业就很难运转，很难在市场上不被淘汰。

六、企业的行政与工会的关系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中贯彻实施的《企业法》、《厂长经理条例》，都强调了工会的问题。工会在中国企业中的职能与地位经历了多次演变，有人曾经把工会强调为劳资双方代表。在国外，工会和总经理分别作为劳资双方代表，进行代表各自利益的权益交涉。在中国由于厂长经理不是资方代表，因此不存在劳资双方的问题。也有人曾把工会强调为福利机构，认为工会工作只是抓抓职工的福利。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有人又强调工会代表工人。

工会代表工人意味着工会是劳方的代表。那么厂长、经理代表谁？我们说国家主席出席外交活动都是代表国家和人民，一个厂长、经理开展外交活动时能否代表工人？不能说他只代表管理层吧？因此，这个问题又带来新的矛盾。由于在理论界限上认识不清，很可能出现工会代表工人和厂部指挥系统形成对立。这样对我们中国企业到底有不有利，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在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在中国的改革向纵伸发展的时候，如果在行政指挥系统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上理论不清，是非不清，行动上就会带来混乱。我认为工会在企业是一个群众团体，工会应该有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其职责和任务。工会可以将职工的思想动态、呼声和情绪及时反映到企业总部来，然后和总部的领导在关心职工、改善职工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提高职工福利待遇，发挥职工的积极作用等问题上，共同研究拿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工会在企业要服从统一管理，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参加生产工作第一线，不能够成为背离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和行政管理、生产工作之外的组织。工会的作用和地位是在整个企业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布局下反应群众的呼声和利益，工会不能离开生产第一线搞自己的活动。我们要针对中国的国情，开展我们中国国情下的工会组织工作。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也要逐步与国际接轨，逐步将工会变成一个代表工人利益说话办事的组织、反映员工心声的组织。工会的这个地位和作用只有等到企业改制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体现。不能把工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与企业的指挥系统对立的组织。同时，作为一个行政指挥系统，也不能不尊重工会的地位、不发挥工会和作用。在我们企业，在尊重工会、发挥工会作用上做得比较好。企业制定重大决策、奋斗目标都尊重工会的意见，举行高级领导层会议时工会领导人都要参加。每年还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将重大的问题交给工会讨论。作为行政指挥系统，对工会开展活动，都给予很大支持。我们也对工会干部和有关人员赋予很多的重要岗位和重要职权，让他们感到在企业里有位、有权、有利。对工会代表职工反映的一些呼声，我们都给予及时的采纳，并切实加以解决。我们金箔集团每年都要召开由工会组织的“职工和领导对话会”，领导和职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场回答到会员工提出的各种问题。因此，我们企业的干群关系比较融洽。

七、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员工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党是工人阶段先锋队，我们又把工人群众的地位突出得较高，党和国家都强调企业员工的“主人”地位。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新形势下，我们一部分企业对工人群众“主人翁”地位牢牢记住，但是对厂长经理“绝对权威”的方面比较淡化。特别是企业的领导人，受了我们政治制度的影响，把企业的厂长经理看成是“社会公仆”。很多企业要么厂长、经理“一言堂”，要么厂长、经理“随大流”，员工怎么说就怎么办，造成指挥不力、权威不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就要靠一个好的厂长、好的经理来指挥。如果他们没有绝对的权威，“老爷不听老爷叫”让他怎么指挥？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从理论上突破。员工群众和企业领导究竟是种什么关系？能不能参照理论界普遍提出的“领导是公仆，员工是主人”的说法？毛泽东曾有一段论述，他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认为这句话可以引延到企业来。因为企业的日常生产、艰苦劳动以至商海经营都是全体员工共同完成的，但是厂长经理的作用更不可忽视。而且厂长经理本身也是员工群众中的一员，甚至可能是最突出、最显著的一员。所以在我们集团，我们引用毛泽东的话，认为工人群众是英雄，而企业的厂长经理是领导英雄的，因此他们必须是英雄中的英雄。如果他们不是英雄当中的英雄，就不能担当一个企业的厂长、经理。为此，我们企业淡化“主人和仆人”的理论，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巴黎公社”提出的“社会的公仆”这一上层建筑的理念用到企业里，那企业将会一盘散沙。我认为“巴黎公社”提出的社会公仆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一个上层建筑的口号，在实际运作当中绝对不可取。如果我们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公仆，职工及群众都是主人，请问仆人怎么能够领导主人？一个仆人服务那么多主人如何服务得好？这个口号不切实际，也不准确。我们在企业里一定要树立厂长、经理的绝对权威，要用严格纪律和规章制度来约束。任何一个员工如果违背这个纪律、制度，你是什么主人也不行。实施和制定这些纪律、制度的一定是企业领导，如果把他们当成“仆人”就难以制定和颁布实施。同时，我们不赞成这个口号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发挥工人群众的作用。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作用，让他们有充分的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和自由。我们不能认为工人群众才是企业的主人，应当说厂长经理和企业员工同样都是企业的主人。而普通员工与厂长经理之间是非常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否则我们这个企业难以开展正常的运作，难以取得成功。

八、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办社会的关系问题

企业是生产、经营产品的经济实体。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企业都变成了一个小社会。企业员工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部由企业承担。企业中浴室、商场、食堂、卫生院、学校、宿舍一应俱全。造成企业小头大尾，精力、物力、财力分布不合理，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使得企业很难轻装上阵。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必须要将企业和办社会的关系明晰化。凡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事情由企业来办，凡牵涉到社会福利事务的事情应该由社会办、由政府来办。企业应当改善企业员工的生产条件、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待遇，但是企业不能包办社会上所有设施。所有属于社会上的事情，都要与企业脱钩。企业现有的社会福利设施都要向社会化、企业化过渡。我们要参照国际上企业运作的模式，将企业社会服务性的设施全部推给社会上的专业组织和企业来办，进行各自分工的科学调整。企业如果自己包办社会福利设施，一是办不好，没有专业人才，二是造成大量浪费和闲置。比如每个企业都有医务室，但企业的医务室很多技术不能解决业务也不可能饱满，如果交给专业的医院来办，既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又能够在技术上进行提高。减少企业办社会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企业工资和福利多用货币化方式，直接发放到每个员工，让员工自己选择多种社会所需。企业办社会带来很大的弊端：第一，抢占了政府的事情。第二，挤占了一些专业化社会组织的职能。第三，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对企业现存的社会化设施，都要进行改革改制，让他们进行社会化、企业化运作。多年来我们企业就是这样做的，现在已经取得很好成效。对有些还没有完全实施的方面，今后仍要按照“工资厂部发，奖金自己想办法”的指导思想彻底地改变。如在住房方面，我们采用的就是员工出资，企业适当补助的办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浴室、食堂、理发室都不搞福利机构，变为半企业化经济实体。

九、按劳分配与现行工资制度的问题

要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将自己的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作，利益分配问题尤为重要。分配得好，就可以调动多种有效的积极因素，彻底解决几十年的“吃大锅饭”。使真正有本事的人、有能力的人、肯干的人，通过自己合法的劳动和勤劳，得到合理的收入。而要分配得好，就必须认真执行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但是，我们国家长期实施的“八级工资制”成了我们现在执行按劳分配的严重障碍。长期以来所有员工的工资、奖金必须要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批，企业没有一点自主权。如果稍微有些突破，都要受到批评和指责，甚至查处。劳动工资制度改革跟不上，使企业改革严重卡壳。按照现行工资、奖金发放制度，如果国家劳动部门不调工资，所有的企业一律不准调。要调一起调，要不调一起不调。国家劳动部长竟然管到企业中每一个员工的工资、资金，这是不正常的，这种体制一定要打破。我对现行的调资办法很有意见，很不乐意照这样去做。作为像我这样在企业中干了多年劳资科长的人，为劳资曾伤透脑筋。劳动部曾经有一个2%的调资比例，在一百个人中给2个人调资。文件下到企业后，我们首先要组织职工进行近一个月的学习，来领会和讨论文件精神，然后要经过一个月的认真的排队、摸底、评议，再通过一个月左右严格的审批、把关、手续才能确定这两个名额。这个调资足够我们忙半年。半年下来的结果就是一百个人中有两个人分别加了八、九块钱，而大部分没调到的人满腹牢骚，情绪低落。有时候劳动部下达的指标增加到40%，虽然指标增长了，但是仍然带来矛盾纷纷，调到的和没调到的，经常吵得不可开交。企业的领导人为此伤透了脑筋，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出现个别恶性事故。既然是企业用工，企业领导自然了解自己的员工及其表现，但他们却无权给那些干得好的人奖励。职工工资、奖金的发放，完全由各级主管的劳动局来运作。这样的做法合理吗？承担企业经济责任的人无权决定分配，不承担企业经济责任的人却享有很大的权力。在我的记忆中，当年虽然我已有二十年工龄，但我和我的徒弟，和我徒弟的徒弟拿的钱一样多，都是三十五元。这种板凳、桌子一样高，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发挥。对于按劳分配和现行工资制矛盾的问题，一般的企业都不敢涉及，更不敢碰撞和冲破。虽然大家一方面牢骚满腹，一方面又习惯了这种做法，可却想改革又无法采取新的办法。今天谈改革开放，就必须大胆涉及这个禁区。我们早就提出工资、奖金的发放应完全由企业自己做主，企业的老总、厂长经理会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确定自己的分配制度。有人认为由企业自己发工资、奖金，一定会造成混乱。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难道由劳动部长下达的办法，就不会让企业内部混乱吗？厂长、经理是精于计算的，他们怎么可能会混乱？发高了增加他的成本，减少他的效益，企业运作不下去；发低了调动不了各种人员的积极性，他也搞不好企业。多年来，我们根据企业内多人的情况，根据多个岗位的重要性，根据多人的劳动成果来制定分配办法。对一般员工，一般岗位，我们就给低待遇；对人才我们会给较好的待遇；对特殊的人才会给他享受特殊的待遇。让每个员工都愿在企业内学技术、学本领、多贡献，形成你追我赶、积极向上的势头。我们将现行的“八级工资制”存入档案中，等你离厂或退休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再拿出来。凡是员工都不愿去的岗位，就升高该岗位的工资；凡是员工们都争着去的岗位，就降低该岗位的待遇。通过岗位与工资待遇的调节，根据不同的岗位确定不同的报酬，让企业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人抢着去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怕任何非议，不怕任何条条框框，在实际运作中自己拿办法。几年来所实施的多种工资制度改革，都取得了显著成功。

十、企业的所有制问题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外的资本、产品、技术都被引入中国市场，因此各种经济性质的企业都在中国出现。由于各种不同经济成份的企业的出现，给中国带来相当复杂的局面。如何对待中国多种不同的经济成份的企业，让大家都能够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参与竞争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由于有的外商独资企业受的束缚较少，优惠政策较多，所以取得了较明显的效益。而国内企业所受的束缚较多，所以很难迈开自己的步伐，致使有能力的人纷纷跳槽到合资企业、外商企业。也有些人自己创办了私人企业，因在税收、利益等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扶持，所以他们的收入也比在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高得多。还有一些实行双轨制的企业，有些计划被国家拿出一部分进入市场，一部分就留下由政府来控制，因此贪污、行贿受贿、违法乱纪的现象开始出现。由此看来，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在这个混乱的市场中处于很大的劣势。对此，我创造了《鱼塘理论》，把中国的市场比作一个“大鱼塘”，现在各种成份的人混在一起竞争“捞鱼”：独资的、合资的、合作的、联营的、国有的、集体的、乡镇的、村办的、股份制的、个体的、私营的，还有校办的、福利单位办的。可以搞同一个产品、办同一个企业、进入同一销售市场。由于环境、区域、政策、分配办法不同，效果就不同。同在一个“中国鱼塘”中“捞鱼”，却有明显的三不同：一是捞鱼人的身份不同，这就是指捞鱼人来自不同的经济成份。二是捞鱼的工具不同，有的带传统简单工具，如鱼叉、鱼网，有的却使用现代方法捕鱼，如电击捕、化学捕，还有的只能赤手空拳。三是分配不同，有的捞到的鱼全部交给国家，有的全部归自己，有的只能吃到一些鱼头、鱼尾、鱼肚肠之类。对此，我们金箔集团实施四条原则：一是凡是参加捞鱼的人不管你是谁，身份如何，都要按捞鱼的规则来衡量。二是既然同是捞鱼人，别人带什么工具我们金箔集团也可以带什么工具，没有的还可以创造工具，只要多捞鱼就行。三是捞鱼的人捞到鱼后采取比较灵活的分配方式。四是坚持斗争，努力创造捞鱼的好环境。

要提高战斗力和竞争力，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对此，我们抛开所有顾忌，冲破死板教条，下一步还将对所有制的问题进行多方面调整，重新组合布局，使金箔集团上一个台阶、上一个档次。

以上是我对中国改革中企业面临的十大难题发表的个人观点。由于我们企业对这十个难题都有所突破，所以在中国改革的大潮中已不断适应，企业发展比较快，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此文系1994年在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职员报告会上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