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6年在我二十岁风华正茂的时候，碰到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时候，我曾熟读过毛泽东最著名的两本书：《矛盾论》、《实践论》。年轻时候读的书，怎么也难以忘记。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机会参加革命实践就好了。
这个机会，偏巧真的让我碰上了。1984年，当中国改革开放这场第二次革命进入成长期的时候，我的上司将我调入当时当地一家最小的企业任一把手，使我有幸在参加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全过程的同时，也有机会在一个企业大胆实践邓小平理论。仗着我曾经当过十多年小秘书的基础，我平时便将自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就亲身经历的人与事而写的文章、讲的话，略加整理，打印成稿，存入企业的资料室。于是，出现了今天这本渗透着改革开放实践气息的《鱼塘理论集》。所谓的《鱼塘理论集》，主要是指我的以“鱼塘理论”为代表的关于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系列土理论。很多人认为说得准确、说得形象、说得传神，总之是对的好的。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当初我在形成这些土理论时，是如何锤炼心志、如何脚踏实地的；很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把伟大时代的伟大理论以及时代要求，结合企业实践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去教导员工、武装干部、发展企业的。我之所以讲是“土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特点：第一，在这本集子里，我所有的文章、所有的讲话，都是土里土气的，没有洋腔怪调，没有阳春白雪，没有弯弯绕。都是实话实说，直话直说，真话真说，没有假话、空话、大话。第二，在这本集子里，我的所有文章、所有讲话，没有一篇是抄人家的，没有多少是“引经据典”的，没有一篇是请秘书代稿的，全是自己即席演讲，即时撰稿而成的。第三，我的所有文章、所有讲话，都是讲给老百姓听的，都是让老百姓读的，使他们一听就懂，一读就通的。绝对不是为了对付上级，为了哗众取宠，为了捞文凭。既然是属于“下里巴人”的理论，我便给它定了一个名字就叫“土理论”。叫惯了也蛮好听的，《人民日报》也跟着登起了。
“要敢于说真话！”中国政坛铁腕人物——朱钅容 基总理在主持他所领导的现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对国务院成员提出了五项要求、约法三章。其中一项要求是：要敢于说真话。
好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伟大号召令！
然而，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风雨创伤的中国人，说真话确实需要胆识和勇气，说实话也确实需要水平和见地，说直话更需要真诚和力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很多人忽多忽少地回避了生活的真实，讲着如从一个模子中脱出来的大话、假话、套话、空话。多姿多态的生活中人们的脸上，仿佛自觉或不自觉地特定地刻成一种或几种表情。朱总理一上任就提出“要敢于说真话”，让我们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和力量。
但是，在中国经济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总有一批有识之士为讲真话、为办实事而作出了许多特别的奉献，进而为推动历史进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曾经大声疾呼，曾经奋力呐喊，曾经“高谈阔论”，曾经在“战火纷飞中”诞生过许多“讲真话”的作品。这些言行和作品激励现实，昭示后人，成为历史的不朽篇章。
我希望这本《鱼塘理论集》也能成为其中的一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确确实实创作发表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土理论。这些土理论曾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当地许多百姓茶余饭后的“菜谱”；成为不少高等学府教学参考教材；成为于光远等经济学家重视研究的史料。今天，当我们对照朱总理的号召令，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艰难历程的时候，重读这些土理论，连我自己也有无限的感慨；这些土理论真是地地道道的讲真话、实话、直话的历史篇章！每一篇、每一节，都是那么真诚坦率，那么深入浅出。干的真实，想的真实，说的真实，或许是一部改革开放年代的实践论，是改革开放年代一个企业家实践的真言集。
在改革开放这个特殊年代创作出来的时代作品
可以说，翻开中国和世界历史，每一时期都有时代的文章和时代的作品。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对十多亿中国人民来说过去从没有经历过。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会有革命的时代史诗。我的这本《鱼塘理论集》，就是改革战场上的真实记录和时代文章，书里头是我近二十年来的真实言行的写照；是我这个由工人成长起来的企业负责人在这几年国家改革大潮中的心声。
1984年初，上级领导将我从当时县属第一大厂新蕾化工公司调到金箔厂来工作。当时我面对的现实是：1955年创办的县金箔厂，28年下来竟是一副烂摊子：固定资产只有38万元，工业总产值200万元不到，内外债务却高达 197万元，企业濒临倒闭。有人说我：人家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可你却是从大厂到小厂，从国营到集体，从富厂到穷厂，从“全民干部吃皇粮”到“集体干部无保障”，肯定是混得不怎么样！……
困难和机遇往往都是并存的。同样地，我也面对一个好的机遇。自197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经过拨乱反正，决定搞改革开放，到1984年时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人们都说，1984年是发展经济最好时期，而我正是在这个大好气候下来到金箔厂的。
两个面对，当时的社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时至今日还是如此。一种如我在第一本文集《边干边吹集》中所说的：“面对改革，社会上普遍态度是等：等中央下文件，等领导下指示，等政府给政策，等人家先搞出来再说；怨：怨环境、气候、条件不利，怨资金、人才、电力不足，怨领导不支持，怨班子不配合，怨群众不争气”；另一种态度还是如《边干边吹集》所说：“我们厂态度是：既不等也不怨，敢于开拓，勇于创新，闯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创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这就是我当时的雄心大志！面对一个破烂不堪的手工小作坊，面对中国大地到来的改革滚滚洪流，我顺应时势，旗帜鲜明地走上了改革之路。我使出浑身的解数，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特定的岗位上创、闯、撞！创造一个个奇迹。
回顾近二十年来，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发展前进的历史潮流中，创新与保守，先进与落后不断碰撞，反复较量。在中国，在世界，在当地，在本企业，发生了许多新奇的事情。由于我亲历其中，躲不过、绕不过，只得舍出命来，站在改革开放最前线，进行“呐喊”、“呼唤”，进行面对面的“战斗”。我一方面与习惯势力斗，与传统观念斗，与保守思想斗。另一方面还要与“红头文件”斗，与“顶头上司”斗，与自己的战友、同事、亲朋好友“窝里斗”。要斗，不是文章就是言论，不是“措施”就是“制度”。今天，当我将近二十年改革道路中真实言论整理出来，出了这本书，一回顾才知道，这二十年斗过来真不容易。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企业家说真话、实话、直话最好的见证，也是一部振兴民族工业的实践论。当年，当我在—边搞改革，一边侃天论地抛出了许多“土理论”的时候，许多人都说我危言耸听；当年当我把自己的言论总结起来编成文的时候，许多人还只知“形”不知其“神”；今天，当许多企业纷纷下滑，经济效益不理想的时候，许多人发现我所领导的企业仍然昂首挺拔，一枝独秀。再回过头来重读我的这些土理论时，人们惊奇了：怎么江宝全的预见、江宝全的言论、江宝全的做法，都和党中央国务院号召的一样？
在硝烟滚滚的改革战场上创作出来的真言集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策划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伟人，伟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打仗的都是将军和士兵。而我江宝全只是一个小企业领导人，犹如战场上的“连、排长”，不能不打仗。越是滚滚硝烟、枪林弹雨，就越是我们这样的人显示英勇气概，比试高低的地方。
上呼下应，旗帜鲜明。我用自己的实践来响应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
冲锋献阵、出生入死。我在改革的战场上始终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我不仅在硝烟滚滚的改革战场上“打仗”，而且还在这个战场上“编剧创作”。
因此，我的创作都是有血有肉——我一见到许多干部讲空话、套话， 照搬照套马列、毛泽东、邓小平和党中央文件，做“传达室式”干部，没有自己的思想、观念，便痛心疾首，愤愤不平。我说共产党什么时候叫我们都做这种“传达室式”的干部？于是我说：“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将邓小平理论与金箔厂改革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江宝全的言论。”虽然许多人说我“口出狂言”，但我认为这却正把伟人的“精髓”——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的精神运用得有声有色。
我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在改革开放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言论。不仅使本单位广大干部心明眼亮，有力地指导本单位改革，而且推动当地经济振兴。1984年底，我撰写的《1985年金箔厂全面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企业新的组织机构和经济体制、经济责任制和工资分配形式、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和管理方法。企业经营和工作方法五个方面重大改革，仍是今天许多企业改革的方向，观点至今都不落后；我于1987年撰写的企业划小核算单位后面临的课题和办法，为当地企业纷纷仿效。
1987年12月份，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九个年头情况下，中国公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思想观念还跟不上。于是我针对这一现状，撰写了“新形势下人才的培养与锻炼”的文章，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观点作了彻底更新，提出一系列新道道。我明确指出有“六种人”不能当厂长：有的人当了厂长，或者是当了干部，坐在岗位上，犹如一个摇篮中的婴儿，吃、喝、拉、尿都指望保姆照顾，如果离开保姆就活不成。这种“婴儿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干部岗位，上面有什么指示，全文传达给下面。下面有什么情况，全部传达给上面，自己不动脑筋，不花力气，这种“转播站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干部的岗位，好似个算盘珠子．上面拨一下动一下，不拨就不动，这种“算盘珠子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管理一个摊子，多少年下来，“两个茶杯”还是“两个茶杯”，无变化、无发展，这种“保管员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干部位置上，掌权不推，享福不推，没干好出了问题，则与自己无关，全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种“嘴歪怪茶壶漏”的人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身子坐在厂里干部的岗位上，却心怀鬼胎，打小算盘，搞吃里扒外的活动。这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人能当好厂长吗？我的这些论点与论调，正是贯彻了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方向。
1990年12月底，党中央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了今后十年发展目标和“八五”计划。面对当时的特别形势，针对有些干部还处于小打小闹和“靠送土特产”销产品的落后传统观念，我又及时地撰写了《八五期间城镇集体企业面临的新情况与新策略》这篇论文，明确提出坚持改革，更新观念，从思想上有足够的准备，增强和提高企业的抗震能力，按照国际先进标准，积极创新产品、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从基础抓实，增强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些指导思想，成了全厂行动指南，也成了今天所有乡镇企业和城镇企业奋斗的方向。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我又借东风，认真总结金箔厂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十五条意见》，在体制、机制、人事、奖惩等各方面提出了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意见，对当地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从1984年到1994年，创作了大量的、全方位的带血带肉的“时代作品”，使我的土理论充满活龙活现的时代气息、战斗风味。正因为金箔厂的改革开放的思想明、方向正、广大职工看得清，摸得着，所以广大职工始终团结在总部领导周围，一步一个脚印搞改革。不管社会上风浪多大，金箔厂每年都以40－50％速度递增，社会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高山下的花环》由于带血带肉，曾热浪五洲四海。我的土理论也因为带血带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人认为出现了“江宝全现象”；许多人将我的“奇谈怪论”作为“味精”，用于各种“菜肴”上。《人民日报》曾以《江宝全的土理论》为标题，一次就宣传了我的五大土理论：转移理论，抢喜糖理论、鱼塘理论、篮球场理论、扑克牌理论。
夹着“炸药包”闯“禁区”的真实记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尚有很多重大理论课题没有很好解决，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不过，不管什么“理论课题”到我手中便简单易解。十多年来我抱着“炸药包”闯了一个又一个“禁区”，虽然“遍体鳞伤”，却每每有惊无险，尝到的“仙桃神果”，令人钦羡。例如我很早就提出将企业从政府的摇篮中“抱”出来的论点。我见到许多企业芝麻大事情都找政府解决，很反感。见许多政府部门什么事情都对企业指手划脚也很反感。我说过：“企业就是企业，干好企业就是对党对政府对同志最好的负责。因此，企业与政府关系要严格掌握‘三不能’原则：（l）企业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可以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不能依附、不能盲从；（2）企业不能成为上级安排闲置人员的仓库；（3）企业不能成为少数人搞名堂的场所。由于我经常高喊这种言论，使得金箔厂近二十年来成为当地有名的“小深圳”，许多事不请示就办了，当地政府也对金箔厂习以为常了，因此我能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办成了许多事业。 我经常有顶撞“政府办企业的事，企业办社会的事”的行为，经常“先斩后奏”办—些企业认为必须办的事。因为我认为，政府机构手续繁杂，企业受不了、等不及。掌权的部门当然有意见。但我据理力争：“我们厂自己用工，工资由我们厂发，员工拿多少钱为什么要劳动局批？承担责任的人无批准权，有批准权的人不承担责任，这个不合理现象一定要改。”结果从80年代起我们厂工资奖金就自己发放。
企业改革最大的难题在于机制。机构的设置和党委、行政、工会三驾马车关系的处理，我在自己的土理论中也独到地解决了。有些企业实行机构改革，行政班子撤并、精减，厂长“有恃无恐”。可是对党群组织机构改革，厂长却“心有余悸”，怕“离开了党的领导”。因此，机构设置改革难以进行。而我却到处“诡辩”：“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形象很高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脱离第一线。现在搞经济也是打仗，商场如战场。因此，党政工团都不能脱离战场。现在搞党政干部兼职，应当说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共产党干部的形象。我们是经济实体，党政工团干部首先都是本企业职工，不能象上级群众团体那样全部脱产。说到底，我们是企业，不是机关，不能搞专职化。”因此我将总部党群口的干部全部实行兼职，党组织、团组织、工会组织、妇女组织、民兵组织全部有组织、无机构。这样做的结果非常好。集团有3000多名职工，管理干部只有3O名。
企业推向市场，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厂长、书记、工会三者关系问题，讨论得“焦头烂额”。对此，我的态度非常鲜明：“什么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工会代表工人，越绕越绕不清。厂长负责制就是厂长负责，其它都必须听厂长的。各吹各的号，都得—个调，不是一个调，请你往边靠。”“报纸、电视台一天到晚讨论书记大还是厂长大，真是吃饭无事干——什么书记大、厂长大？回家问你爸爸和妈妈，究竟是妈妈大还是爸爸大？”“什么工人是主人，厂长是仆人？厂长负责一个企业倒不是主人？一个仆人服务那么多主人如何服务得好？我认为，厂长、工人都是主人，工人是英雄，厂长是管英雄的，因此厂长必须是英雄中之英雄。不是英雄的自动下台。”一贯复杂难断的企业问题，我就这样用自己的土理论，一下子就理清讲明了。在金箔集团经营实践中检验多年来，证明我的言论是处理“几大关系”恰当正确合理的方法，企业凝聚力为历史上少有，为社会上企业所羡慕。
企业分配问题几乎是所有理论家和企业家多少年难以解决好的课题。金箔集团解决得却很好。从1984年开始，我就主张企业家先“富”起来，并且坚定不移实施“多劳多得”的奖惩方案。“我们国家制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过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只能给个体户富，只能给投机倒把者富，不能给金箔职工富吗？我认为，只要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我们金箔厂职工先富起来，是完全应该的。”“我当个企业厂长，为什么收入不如个体户，为什么不如那些卖咸水鸭的、卖干切牛肉的、卖苹果的？我认为这也不合理。堂堂一个大厂长，老婆买菜没有钱，小孩上学没有钱。这样下去，我整天烦来烦去，哪里有心思研究办厂？”我这些土理论，虽然立足的是金箔厂，议论的却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些重大课题。近20年来，我创造了许多土理论：形象地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比喻“抢喜糖”与“发喜糖”，通俗地告诉职工市场经济不能“等靠要”，哪里有“喜糖”哪里就是奋斗的市场，只有奋斗“抢喜糖”才能获得甜蜜生活；我创作的“鱼塘理论”，将中国市场经济比喻为一个“大鱼塘”，指出由于“捕鱼人”身份、工具、分配三个方面的不同，告诉职工们，不管什么人、什么类型的企业“捕鱼、逮鱼、捞鱼、分鱼”的手段如何，金箔集团都要能够采用办到；还有“扑克理论”生动地教育职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混乱、磨合是正常的，只要金箔集团努力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牌规”办事，就能在竞争中“打”出水平。类似创作涉及到政治和经济体制、人事劳资制度、企业制度、分配制度、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技术进步等方面。这些“土理论”饱含了我对改革事业的无限热爱和赤胆忠心。
“乌纱帽是抓在手上干出来的”丰硕成果
我在本书一篇文章中说：“历史都是承认改革者，现实却往往惩罚改革者”。当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身的感受并不太深。谁知，随着改革的越深入，我的感受就越深。从1984年我发表改革言论起，我就没有安分过。
谁也不会想到，我将一个濒临垮台的企业救活翻身，发展壮大，产品打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打到东南亚，捧回南京地方产品唯—国家金牌，可全国劳模、省劳模、市劳模、县劳模的名誉，当地一些企业的领导几乎都轮遍了，好长时间也轮不到我。相反，我却不断受到批评，受到指责，受到非议。近20年来，我曾经有过多次被抓、被撤职查办的危险。还有人老是说我是有争议的干部。当然，面对这一切，我从来都是无所畏惧，我始终以一个无私无畏的精神状况和坚强意志去闯去创。我曾经不止一次对人说过：“要说经验，我们只有一个字：‘闯’。敢‘闯’，企业才能出路。”为了实现这个‘闯’字，我常说“人家的乌纱帽是戴在头上干的，我的乌纱帽是拿在手上干的。”想不到我的这种精神状况不仅使我干了十几年没下台，是建厂以来干部任职时间最长的，而且也使我的事业获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的改革史无前例，作为一名敢于改革、投身改革的战士，当然要独立思考，探索发展自己企业的新路子。我在这方面的成果在南京地区也可算“名列前茅”了。可是我在“闯”的同时，身上却长期背了一顶“三不干部”的帽子，即“不听话、不正规、不上路”。对此，我不仅不气馁，不后退，相反却更加斗志昂扬。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各地、各行各业都有其特殊情况，一定要按照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来办企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下级对上级‘不听话’、‘不正规’、‘不上路’都是正常的。
——所谓的‘不听话’。我认为上级领导因为管的摊子多，对每个单位表的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特别是领导心情好与坏、喝酒与不喝酒、今天与明天、这任与那任、这个和那个，讲话都可能不一样。跟风跑，跟不了。应当说，搞改革就是听党的话。上级领导将—个摊子交给你，千方百计将它搞好了，就是听领导的话。这是最根本和听话，也是最整体的听话。
——所谓的‘不正规’。我认为，不能完全说不按照现在的红头文件办，就是‘不正规’。中国这么大，改革开放情况这么复杂，红头文件要么很笼统、很原则、很粗糙，要么有特定内容，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不能照搬照套。那种机械地照搬红头文件的人，没有不失败的，处处事事等红头文件的人，更是注定要吃亏的。应当说，遵照红头文件，遵循经济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办事，就是正规。
——所谓的‘不上路’。我认为，社会上习惯的做法，一突破就“不上路”了，那还要改革开放干什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上路；哪条路能把事情办成和办好，就定哪条路，这就是上路。时间、环境、条件、内容都是千变万化的，病万变药亦万变，不能因循守旧。搞改革开放，就是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
20年来，我在改革之路上尝到的酸甜苦辣太多了。但是，我始终用“三坚”精神鼓舞自己：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韧不拔。当时，为了表示自己改革创新的决心，我们在中国金箔艺术馆进门处竖立一尊大佛，大佛两旁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是‘慈颜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我说就是要具有这种‘大佛’风度。任何事情，前怕狼后怕虎，前盼后顾，前思后虑，都是不可能办得好的。我经常告诫自己部下：在我们打胜“平津战役”，正在进行“淮海战役”新战斗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多地研究人家对我们战役的评价。我们只能注意这场仗应当怎么打。“胜者王、败者寇”、“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还是让历史来评判吧！今天，当我及我的同仁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甜果的时候，许多人早已落伍了、被淘汰了，还有的人员是站在旁边当一名“新智叟”。
愿我的这本《鱼塘理论集》，能让与我有共同经历的人产生共鸣；能给正在创业或准备创业的人有个借鉴。
2001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