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国家颁发了《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条例》，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明文推行的各行各业行政长官全面负责的一个重大举措。推行厂长负责制，院长、校长、公司经理负责制，意味着这些单位将要建立以行政首长为主的新的管理体制，而党的作用改为“核心保证”作用。
本来，这些基本的道理，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谁都会懂，都不是问题。可是，在中国这个长期一党专政的国度里，涉及这个问题，等于“越雷池”，冲破这个“禁区”，就等于“玩命”。因此，那一阵子，中国从上到下，都在议论这个课题，报纸、电视天天都在讨论“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究竟是书记大，还是厂长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无休止的“讨论”呢？原来，在这个条例里，他们提出“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工会主席代表工人”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理论，这就把问题搞复杂了。究意什么叫中心？什么叫核心？什么叫代表工人？那么，请问：究竟谁是一把手？专家们不肯直说。所以在贯彻这个条例过程中，就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
这一年，经上级的批准同意，何大福与刘恒调了个位：何大福改任了厂长，刘恒改任了书记。
何大福说：“不管我是任书记还是任厂长，我都是金箔厂的一把手。书记大时我任书记，厂长大时我任厂长，总之金箔厂所有的事情都由我负主要责任！包括归还前面亏空下来的197万元债务！”
何大福一改任厂长，立即唱响他的一句惊动金陵市的口号：“党群口一律实行有组织无机构。”
当时，金陵市委组织了由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到金箔厂，与何大福进行了一场名为“共商改革”，实则是“调查”的“对话会”。
会上，市委宣传部长问何大福：“请你谈谈对当前争论的厂长负责一事自己的看法。”
何大福：“什么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工会代表工人？我们不是理论家，越绕越绕不清。厂长负责制就是厂长负责，实际上是对工厂生存与发展负责，从此厂长便是企业的一把手，厂里所有人都必须听厂长的，各吹各的号，都是一个调，不是一个调，请你往边靠。”
部长：“那你认为下一步你这个厂长与书记关系怎么处呢？”
何大福回答道：“我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企业的厂长、书记就是企业的‘夫妻’。一个家庭中的‘父母’还有什么必要讨论谁大谁小呢？现在有人老是在讨论谁大谁小这个问题，有的人在瞎捣咕，我看企业厂长经理参与的很少，如果再有人这样说，究竟是书记大还是厂长大，那就请你回家问你爸爸和妈妈，究竟是爸爸大还是妈妈大！”
部长又问何大福：“照你这种说法，现在什么提法都不准确了？例如，在企业里，领导是公仆，工人是主人，这个提法对不对呢？”
何大福：“这种提法当然不对。‘人民公仆’口号只是当年巴黎公社一批政治家提出的，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提法，不能死搬硬套。在企业里，怎么能随便提出工人是主人，领导是仆人呢？那么请问：厂长是一厂之长，难道不是主人吗？假如厂长经理是投资者，难道投资者不是主人吗？再说，一个厂有几百人、几千号人，这么多主人，厂长书记就几个人，几个仆人为这么多主人服务，能服务过来吗？还有，你家的仆人能指挥主人吗？这些都是瞎扯蛋，混淆了！依我看，还是照毛泽东的提法，群众是英雄，厂长书记是率领英雄的，因此他们必须是英雄中的英雄，否则他们肯定会被淘汰。”
部长：“那么，你现在提出的党群口，全部有组织无机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何大福：“没什么其它意思，主要就是兼职化。我认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干部形象为什么高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脱离第一线。当年战争年代是战场，现在也是战场，商场即战场。党群口干部全部搞兼职，应当说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共产党干部的形象。我们是经济实体，党政工团干部首先都是本企业职工，不能象政权机构那样全部脱产，说到底，我们企业不是机关，不能搞专职化。我们提出的党群口的组织，全部有组织无机构，而且全部都健全，一旦开展活动，大家从各部门单位集中一起，活动完了以后再分别回到各部门单位，党群口的工作绝对不会受影响。”
部长：“你们这样做，会不会削弱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呢？”
何大福：“我认为，做思想工作，不仅仅是书记、政工干部的事，人人都要做思想工作。我们主张法律、行政、纪律、经济手段和思想工作围绕企业的经济工作中心来做。发现问题及时做工作，要不然人心就散了，劲怎么往一处使？我主张要用抓市场经济的意识来做思想工作，象推销产品那样有的放矢，思想工作不能单纯讲大道理，也要关心人，让人得到实惠。我们观点是，不能让雷锋吃亏。党政工团兼职化决不是削弱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相反却是强化了思想政治工作。因为他们身在第一线，面向基层群众，更有说服力和针对性。例如，以前或者是现在一般的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做法是：（1）正确的找错误的，（2）上级找下级，（3）特定指派人，（4）宣教式或培训式的。这种思想政治工作太形式主义了，而我认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寓于经济工作之中，以抓经济，跑市场的观念方法去做，应该是‘我’‘巴结’‘他’，把‘我’的观点推销给‘他’，象共产党当年打天下时做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一样，并且亲切地说：‘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这场面对面的“正面交锋”，第二天竟刊登在《金陵日报》头版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位部长被何大福的“强词夺理”说得欲驳不能、欲责不能。本来，他们受市委领导旨意，准备对这位“肆无忌惮”的小厂长调查核实后进行查处：要么责令改正，要么撤职查办。在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也不能开放到连党都可以不要了，连工会、共青团都可以不要了的地步。那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不等于假的吗？可是，当他们与何大福进行“正面交锋”后，好象也觉得何大福说的也有些“道理”，也不完全是“肆无忌惮”，什么都不要。于是，他们在后来的多少年里，竟将金箔厂的改革举措当成全市的典型推广。
也许是改革开放这个“大潮”当头，一切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许是当时企业界处于“半无政府”状态，作为政府也还难找到“借口”去与何大福“较真”；也许是部长的“变相支持”，市委领导最后又一次放过了何大福。但是，何大福这个“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风云”人物，市委主要领导并没有好印象。当然，市委领导的想法、看法、态度，当时的何大福并不知道，他看不到、听不到，也管不了。
但是，何大福在企业里对党群口的“有组织无机构”改革，却“有恃无恐”进行着。党群口的所有干部都兼任行政一个或两个职务：刘恒兼任基建办公室主任；李雄关兼任工会主席；共青团书记王海兼办公室主任、工会干事；妇女主任童华兼人事科长；武装部长兼保卫科长……整个金箔厂管理层，连厂长书记加起来总共才20人，真正成为短小精干、指挥自如的管理队伍。幸运的是若干年后，几乎全中国企业，除少数特大型企业外，基本上都走了与何大福相同的路子，这在何大福的心里真是感到莫大的欣慰。何大福既顺应了历史的大趋势，又走到了历史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