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有很多重大理论课题没有很好解决，以至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改革。不过，不管什么“理论课题”到我手中便简单易解。 三十多年我抱着“炸药包”闯了一个又一个“禁区”，撰写实践论， 虽然“遍体鳞伤”，却每每有惊无险，尝到的“仙桃神果”，令人钦 羡。例如我很早就提出将企业从政府的摇篮中“抱出来”的论点，我 见到许多企业芝麻大事情都找政府解决，很反感。见许多政府部门什 么事情都对企业指手划脚也很反感。我说过：企业就是企业，干好企 业就是对党对政府对同志最好的负责。因此，企业与政府关系要严格 掌握“三不能”原则：（1）企业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可以依靠政 府，但不能依赖、不能依附、不能盲从；（2）企业不能成为上级安排 闲置人员的仓库；（3）企业不能成为少数人搞名堂的场所。由于我经 常高喊这种言论，使得金箔厂成为当地有名的 “小深圳”，许多事不 请示就办了，当地政府也对金箔厂习以为常了，因此我能按市场经济 发展规律办成许多事情。 我经常有顶撞“政府办企业的事，企业办社会的事”的行为，经 常“先斩后奏”办一些企业认为必须办的事。因为我认为，政府机构 手续繁杂，企业受不了、等不及。掌权的部门当然有意见。但我据理 力争：“我们厂自己用工，工资由我们厂发，员工拿多少钱为什么要 劳动局批？承担责任的人无批准权，有批准权的人不承担责任，这个不合理现象一定要改。”结果从八十年代起我们厂工资奖金就自己发 放，人员就自己招聘，现在一切都习以为常，但当时却属于“犯上” 行为。 企业改革最大的难题在于机制。机构的设置和党委、行政、工会 三驾马车关系的处理，我在自己的土理论中也独到地解决了。有些企 业实行机构改革，行政班子撤并、精简，厂长“有恃无恐”。可是对 党群组织结构改革，厂长却“心有余悸”，怕“脱离了党的领导”。 因此，机构设置改革难以进行，而我却到处“诡辩”：“革命战争年 代，干部形象很高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脱离第一线。现在搞经济也 是打仗，商场如战场，因此，党政工团都不能脱离战场，现在搞党政 干部兼职，应当说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共产党干部的形象。我 们是经济实体，党政工团干部首先都是本企业职工，不能像上级群众 团体那样全部脱产。说到底，我们是企业，不是机关，不能搞专职 化。”因此我将总部党群口的干部全部实行兼职，党组织、团组织、 工会组织、妇女组织、民兵组织全部有组织、无机构。这样做的结果 非常好。集团有 3000 多名职工，管理干部只有 30 名。而我本人，则 因为搞“工会主席”由副书记兼任，被一票否决，1995 年，省劳动模 范资格被取消。 企业分配问题几乎是所有理论家和企业家多少年难以解决好的 课题。金箔集团解决得却很好。从 1994 年开始，我就主张企业家先 “富”起来，并且坚定不移实施“多劳多得”的奖惩方案，实行“工 资奖金协商制”。我说：“我们国家制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 政策，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过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只能给个体 户富，只能给投机倒把者富，不能给金箔职工富吗？我认为，只要 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我们金箔厂职工先富起来，是完全应该 的。”“我当个企业厂长，为什么收入不如个体户，为什么不如那些卖盐水鸭的、卖干切牛肉的、卖苹果的？我认为这也不合理。堂堂一 个大厂长，老婆买菜没有钱，小孩上学没有钱。这样下去，我整天烦 来烦去，哪里有心思研究办厂？”我的这些土理论，虽然立足的是金 箔厂，议论的却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些重大课题。这些“土理论”饱含 了我对改革事业的无限热爱和赤胆忠心。但是，受到当时的县劳动部 门全县通报批评，说我在执行“国家工资奖金政策上我行我素，严重 违反国家规定”。 （201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