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告诉你们，我曾经做过小偷，估计不仅你们不相信，可能外界一般人都不会信。

　　不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确实做过小偷，虽然只有一次，但我真的做过小偷。

　　参加工作以后，我曾经不知不觉将做小偷的故事“外曳”过，在那个“档案最重要”的年代，好象有人对我神秘地“透露”过：你是否小时候“手脚不干净”过？不知是真是假。

　　想起第一次做小偷的情景，至今我好象毫不感到羞耻，反而感到那是一次“英勇创举”。如果有人写电影、电视之类，肯定能描写得“绘声绘色”、“精彩动人”！

　　事情发生在六０年初春。连续几个月未见一粒米的我们家，先后饿死了小妹和我妈妈。我成了孤儿，整天在村里村外，胡乱晃串，碰到什么吃什么，反正没米吃，没菜吃，也没野草吃，因为附近田野里，山坡上，连复盖在雪下面的野草根都被我们饿得发慌的人挖光了。我们只好“动脑筋，想办法”，吃农家冬天烘火取暖用的“砻糠”(即稻壳)，这个“砻糠”吃法特殊，必须先在锅里炒糊，然后兑成粉末用开水泡着吃。谁知吃了两天，大便解不下来，屎干硬得象石头，必须用耳扒子在肛门一点一点扒才行，经常扒得血淋淋的。这样下去也不是事，于是我与来富(同学孙重藻的小名)他们又想办法，扒开蚕豆田里的积雪，顺着上年秋后点种的蚕头苗往下挖，找到那些还没有烂掉的蚕豆煮熟了吃，最后又顺着田埂边的松土挖，找那些睡在土地里冬眠的“青蛙”、“蛤蟆”捕出来吃，这样糊一天是一天。结果连村前村后的田地差不多都挖完了，我几乎到绝境之地。

　　谁知天无绝人之路。这天中午，来富，我的同班同学找到我，说有个地方有好吃的，我一听，激动起来。我相信他，他的妈和他本人本事都比我大，能动脑筋想出很多办法找吃的。因此，三年饿荒期间，除了大队、生产队干部，就数他家没饿死人。

　　“村西边××家堆了生产队十几担稻种，我们去偷一点吃保险没事。”他神兮兮对我说。

　　“这怎么行？那是生产队的稻种，如果偷吃了，今年种什么？！”那时我已十四岁，对农村稻种的“重要性”还是清楚的。稻种对农民来说，并不亚于国家银行的“金库”！

　　“现在人都饿死了，还管他种什么呢？”他说着连拖带拽。我想也是：说不定明天就饿死了，还种什么稻种！？

　　于是我和来富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从这家后门院墙翻过去，撬开后门，很快溜进那家堆着生产队稻种的房子，打开仓闩，哗啦啦，一大堆稻种淌流到地上。那年头，一家不顾一家，一人不顾一人，我们仿佛到了无人之地，想怎么就怎么干。当时，我看到一堆象小山似的金黄中略带黑灰色的稻种一下子惊呆了！心想，我们生产队这么多人真是呆种，宁愿饿死在家，怎么这么多稻种竟然颗粒不动放在这里！现在想起来，当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纯洁”！我与来富俩把身上穿的褂子、裤子口袋全装满了稻种，开始我还很忧虑，装稻种时有点小手小脚，满眼都是泪水往下淌，一边装一边默念着：爸爸妈妈呀，你们给儿子起了个玉泉名字，要儿子一辈子清清白白，干干净净，象泉水一样清沏透底，象玉一样洁白无暇，时常教我不要乱沾别人一点东西。可是今天，我竟成了“小偷”了！竟然偷生产队稻种！这是多么的不孝可耻啊！想到此，我的手就出现有时停有时动情况。不过，我至今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人一到了维持生命与遵守孝道严重冲突的时候，大多数人往往孝道就逊色了。记得当时我还是稻种的诱惑战胜了孝道。心想就偷这一次吧！不一会功夫，我与来富身上穿的褂子、裤子口袋里全装满了稻种。

　　就在我们俩准备“凯旋”而归的时候，当时大队的治安主任余老头摇摇晃晃进了门。我与来富一见惊吓呆了，刚才只顾装稻种，也没有防范，现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等待他处罚。

　　“哟！是你们俩！有种的竟敢偷稻种！”余老头大吼一声。我们俩这时成了瓮中之鳖，反正理外理了，打、罚、吊，随便了，反而一动不动站在那里。

　　“还不快把稻种掏出来！非要我把你们吊起来打吗？”

      我们俩连忙把所有口袋里的稻种都掏了出来。

　　“跟我来！”余老头走在前，我们跟在后。心想肯定是找地方吊起来打了。谁知，余老头将我们俩带到村前头大操场上，罚我们跪下，并没有打我们。只是要求我们嘴里不停地喊着：“我偷种的，我有罪！”什么时候他来通知，才能起来，才不喊。指派完，他又指着我说：“看你可怜，是个孤儿，不打你了，否则不客气！”

　　第一次做小偷，我就这样倒霉。只好一边跪着，一边喊着：“我有罪，我偷稻种！”来富跪喊了一会儿，就站起来要走，也喊我走，我说余老头说等他来喊才能走。他说余老头只不过吓吓而已，不会来。我不相信，不肯起来，他只好先走了。结果我一直跪到了太阳下山，嘴里不停地喊着，但始终也不见余老头来。据后来“社教”运动来了他“交待”：当时他把我俩放到操场上以后，他就到稻种仓拿稻子回家去了。但后来不知怎么的，我在那个年代，竟没有饿死。长大以后，有时后悔，早知没饿死，何必当时去偷稻种，留下一次“小偷”的劣迹，而那稻种也没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