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夏季末，那时我在江宁县化肥厂政工科工作。一天，好友杜康宁找到我，说晚上陪他到未巷村去一趟，与求爱对象王川霞父母见面会谈。

　　杜康宁与我是多年的知己朋友，一直相处到现在都如兄弟一般，他当时比我小两岁，却比我“开化”早。一次，因为靠化肥厂南面的农村未巷生产队的王川霞到厂里来挑“氨水”(一般低浓度的氮肥)，在路过杜康宁车间门口时被他相中，说她是从小长大未见过的美丽姑娘，正好当时那姑娘回头看了他一眼，于是“回头一笑百媚生”的故事发生，杜康宁对王川霞姑娘一往情深，如醉如痴。那时杜康宁是厂里县里有名的篮球队长，多少姑娘见杜康宁英姿、强悍、一表人才，写信的、当面求爱的、托人介绍的女子不下十来个，杜康宁都“目不斜视”，只认王川霞姑娘死追。

　　偏巧，王川霞姑娘又是当地有名的“牡丹花”。他父母是想拿她作“大法码”。她自己说江宁县还没有一个能看上的“人儿”。这就使问题带来了难度。无论杜康宁怎样“穷追猛打”，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同意。当时杜康宁受到的戏弄我是一清二楚，有时我竟睹气地说：“不同意算了！凭我们这样，当真连老婆也找不到？！”因为从“对方”得来的信息实在气人：“每月只拿25元，连老鼠也养不活！”后来双方结婚了，王川霞死不承认有这句话，可能是传话者讹传了。那时候，杜康宁每月确实只有25元。

 　但是，杜康宁的倔劲令我吃惊，他通过郑窝囊( 外号，真名叫郑黎明)一次又一次去“活动”， 去“做思想政治工作”。经过将近三年的“持久战”，终于有了这一天：川霞父母答应康宁去见一次面，而且是晚上吃过晚饭去。于是，我便成了陪同人。

　　那时候，说出来也确实羞得很。我和杜康宁都穷得很，杜康宁比我好一点，他是蓝球队长，有一身球衣穿起来见“岳父母”也不俗气，而我却难了，把纸箱里衣服找遍了也找不出一件合适的衣服，最后还是觉得外衣套一件厂里发的夹克工作服最好，于是我上身里面穿了一件“的确凉”衬衣，外套一件工作服和杜康宁吃过晚饭七点多钟，天不黑不暗时往王川霞走去。王川霞家离厂里生活区大约两里多路。我们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边走边研究“对策”：比如进门怎么喊人、怎么坐、怎么站、怎么答话等等，不知是激动的原因，还是天气闷热的？不一会功夫，我身上已热的受不了，就把外套脱了下来。本来是决定抓在手上带到王川霞家去的，后来又犯难了：这么大热天，手上抓件衣服干什么？抓的衣服又不是什么好衣服，仅是一件工作服，有什么稀罕？如果他家把我的衣服当成礼物怎么办？临走时拿不拿起来？穿起来，热的满头大汗又怎么办？我和杜康宁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最后还是“急中生智”，乘快进未巷村的时候，将这件工作上衣藏到路边稻田里的稻丛中。两个人总算舒了一口气。真想不到第一次见人家的“岳父母”，连我也这样紧张无措。

　　实际上，王川霞接待我们，根本没当“回事”。因为大家早就认识，只不过没有说过话而已。今天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他们一家人坐在门口，摆一张竹凉床，放几张小板凳，见我们来了，王川霞及她妈妈、弟弟、哥哥站起来让个座，倒了杯茶，就完事了。也没搞什么正式“会谈”仪式，连开场白也是在的“东拉西扯”中拉开序幕。杜康宁坐在一旁很少讲话，几乎全是我“包场”了。回来的路上，杜康宁直赞扬我说得好。“会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可是王川霞的父母虽然同意男女双方“先处处看”，但却传出了一句话：“人倒蛮好的，就是不会说话，要是象小江这样能说就好了！”过后我与杜康宁都哈哈大笑：要是小江谈恋爱，杜康宁比小江还会说呢？

　　就这样，杜康宁的“功夫”终于不负有心人。自从那晚拉开了王川霞家大门以后，杜康宁就与王川霞正式相爱了。开始几天，杜康宁还喊我陪去她家，后来我也被“抛过墙”，全是杜康宁一个人“独往独来”了。

　　至于那天晚上陪杜康宁谈恋爱，我究竟谈了些什么，我过后老是想不起来，但是，在稻田里藏那件工作服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