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我们厂里的领导班子认识到产品创新的重要；将眼光瞄向卷烟配套材料领域。从民意厂“跳槽”到我厂的张松、谭欣等人利用原先搞锦线的优势，提出首先研制香烟外包装上的金拉线。当时我国的卷烟配套材料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配套材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国内生产不出来。我们要搞金拉线，渠道只有两条：一条是花钱进口设备，这个办法来的快，但当时我厂穷得叮当响，处于倒闭企业哪有100多万元钱进口设备？第二条就是自己研制土设备。可是研制土设备谈何容易？国内既没有生产的样机，也没有现成的图纸。负责此项工作的金新生、张松、谭欣、冯加荣、霍根发等六、七位同志，只知道纺织物品用的金拉线有点类似金拉线，所以决定采用纺织用的金银线设备改制为金拉线设备。谁知两种不同产品设备要求太大，我们连续搞了几个月，也不过关。但是形势逼迫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于是，我就亲自带领攻关小组的成员们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几乎每天都是夜以继日。在那最紧张的日子里，我们天天通宵达旦连续作战，我们这些人当中数我最大，四十岁，其它虽然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但由于天天如此，也都筋疲力尽，倒眉瞌  ，尤其到深夜三、四点钟的时候，饥饿难忍，支持不住。

“江书记（当时企业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我任党支部书记），我们实在饿得困得吃不消了，能不能搞点面条下下吃？”一天深夜，攻关小组有人提出要吃点东西。“搞点面条？哪来钱？再说财务制度也不允许。”当时金箔厂帐上经常只有五千元左右的钱，搞生产都是紧紧巴巴喘不过气来，而且是债台高筑，动一分钱都要左思右掂，所以面对攻关组的“要求”我一口回绝。

“那怎么办呢？只有蜻蜓咬尾巴——自吃自了。”

“我们不能来点精神激励吗？”我在调到金箔厂任职之前，曾在江宁化肥厂任政工科长十多年，经过毛泽东思想的沐浴滋润，我对精神作用一直重视，所以我提议物质不能满足，来点精神东西。于是我向大家讲了我知道的好几个有点情节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在化肥厂讲烂了已无人愿听，但到金箔厂属于新厂新人，大家都还很乐意听，但是我的故事毕竟有限，连续多日天天讲哪够用？在场攻关的人每位故事也都讲完了，到了深夜大家还是饥困难忍。“我来讲一个歇后语给你们猜猜。听说广东深圳开始给妓女院发执照了——打中国一个城市地名。”张松善于搜集民间歇后语，自己又肯动脑筋搞创作，主要是瞎鬼话较多，所以听起来“荤”的多，“素”的少。

深更半夜男人堆里说女人，个个开始精神抖擞。但是大家一时难以想到“给妓女院发执照”是什么地方。“许昌”，张松还是将谜底告诉了大家。这样一来，大家兴致高了起来。张松于是又来了一个：“一头毛来一头光，抻到洞里吱吱响，等到东西拔出来，满洞开始流白浆。”大家猜什么东西？大家又猜了一阵子，睡意跑光了，最后还是张松告诉了谜底——牙刷。

面对此时此况，身为党支部书记的我，犯难了。在那种年代，“政治上”标准是第一位的。讲这些脏话还是不行的。开始我猛听起来也觉得张松这人怎么这样“低级趣味”？这样的人今后能当大干部？可是想不到“荤”话具有强大的力量。在座的每位听到张松的“荤”话以后，不仅不瞌睡了而且精神开始振奋，于是，讲着笑着，我也由开始的听不惯到后来的跟着干了。当时我带着宁愿“犯罪”不是好干部的心理状态跟着干的，心想反正是“口头腐化”，真正抓到了坚决“矢口否认”，反正没有录音机。再说在那种时候那种场合，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哪个硬批评我们，请他拿夜餐面条来！

由于我的思想上有了一个重大转变，所以说起“荤”话来，便觉得丝毫没有任何思想障碍。在那特定的环境里，我们想说什么“粗话”、“脏话”、“荤话”都是“百无禁忌”。我也带头创作了好几个“荤”打“素”猜的歇后语来，什么“出门想老婆（打江苏一个地名）—淮阴（怀阴）”；什么“出门想男人（打江苏一个地名）——泗阳（思阳）”；什么“抓住男人的把柄（打江苏一个地名）——溧阳（捏阳）”，等等，由于有我的助兴，大家更活跃无比，那一阵子创造了不少有名的歇后语。就这样，我们在没有报销一顿夜餐费的前提下，终于将第一代金拉线试制成功，产品一出厂即供不应求，后来成为我厂十多年的主产品之一。如今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荤”话与当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一同流传下来，许多人还将此类“荤”话当作“劳累消除剂”，逢到一定场合随口就来。

也就从那阵子研制金拉线设备起，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民间流传的许多“荤”话、粗话，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起码在我当领导期间，我不全反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