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我刚调进金箔厂担任负责人不久，县工业局局长张信基等人要我陪他们上北京。一方面我厂产品70％以上销往北京，熟人关系多，另一方面我刚上任，他们也带我开开眼界，乘机熟悉一下关系户。于是我与金箔厂老供销科长刘如松同志便一同上了北京。

　　虽然我们人上了北京，心却一直拎着。因为当时的金箔厂，一年产值才200万元不到，固定资产才38万元， 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金箔被当作“破四旧”对象，冲砸得一塌糊涂，从此一阙不振，到八三年底止，企业竟亏损197万元。我临来北京的时候， 全厂银行帐上只有几千元钱。还要出差花费，还要买生产材料，这日子怎么过？！因此，我们到了北京那几天，旅馆只拣低档住，饭馆只拣低档进，白天乘公共汽车(好在那时出租车还不流行)虽然我们“义不容辞”，到了晚上我们还躲在房间“算算细帐”。穷劲是尝够了。虽然我当时就立下雄心壮志，今后老子要住北京最高级的宾馆，吃最高档的餐厅，但“今后”是“今后”眼下口袋可是“瘪”的啊……

　　北京的烤鸭出名，可能全国的人都知道，作为张信基局长他比我们要清楚，从他的吃中他已不止尝过一次，他又是山东人，说活直，到北京不久直说“北京没有好吃的，只有烤鸭好。”因此无论如何，我们再穷也得请他吃一次烤鸭。那天正好，其他几人都分别“活动”去了，只有张信基局长陪我们拜访客户。完事后我与刘如松就陪局长上了“全聚德”。我在那挂满“烤鸭”的玻璃窗一敲鲜嫩金黄的烤鸭油汪欲滴，美味扑鼻，确实令人馋兮兮的。一看标价：每只十四元。

这事如果放在今天，不如果放早几年，一顿买两只、三只、五只、十只我的手都不抖一下，可是在当时，我揣摸了半天，不是小气巴拉的，最后决定买半只花七元钱。等半只烤鸭由服务员揣上来以后，我一看惊呆了，半只烤鸭只有一个中碟子底被薄薄地盖了一层，另加几块煎饼，一小碟酱，几根葱。我们三个男子汉，哪里吃得过来？即使我一个人也毫不费事五分钟内吃个精光。

　　“小江！(局长岁数比我大，到了快退休年龄， 一直呼我小江)怎么不动筷子呀！这鸭子真嫩，真香，真好吃， 你们快吃！”张局长东北性子，毫不客气，连干了两块以后，见我还不动手，连忙招呼。

　　“好！好！吃！不过，我今天不知怎么的，胃不太好，吃不下……”我连忙向局长做假解释，刘如松见我这样，也推说他经常吃，不稀罕，望局长多吃，其实，据我知道，他也很少光顾这样场局。

　　“不行！胃不好，也要吃一快！”局长硬是拣了一块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也拣了一块给刘如松，我生怕给局长看出破绽，赶忙“盛情难却”，将一块烤鸭送下肚。那一顿，我和刘如松每人只吃了二块，剩下的全部给张局长吃了，他很开心。

　　在回旅馆的路上，张局长还津津乐道地说：“小江你们好倒霉，这么好的鸭子，今天怎么碰巧胃不好！”以后多少年，张局长还记得我胃不好，吃烤鸭的事。

　　这件事老实说，我记得比张局长更清楚。每每想起来，讲起来，我都说不出有什么滋味和感受。北京烤鸭有统一标准，味道和感受大体都是一致的，唯独“这胃不好”有许多滋味和感受。有时我想中国人真是独特，经常会打肿脸冲胖子。想想自己堂堂的一个中国大陆企业厂长，连在北京“全聚德”请人吃一只烤鸭都请不起，算他妈什么东西？！有时我又想，中国人埋怨别人是有一套的。你张信基堂堂一个国家老干部，当了几十年老局长，连下司早不“胃不好”晚不“胃不好”偏偏到了吃烤鸭时“胃不好”都看不出来？还是看出来有意装糊涂故意不说出来？有时我又想，中国人怎么这么不自觉？你身为局长大人，顶头上司，自己吃得津津有味的，满嘴油腻，你可知道下级帐上有几个钱？你吃得可心安理得？有时我又想，中国虽然老是高喊世上无后悔药，可是老想后悔事。在那时，我为什么要装说“胃不好”？为什么不能自己先吃？或者跟他平起平坐吃？究竟是尊他为老者，还是考虑到他是上司？如果主要因为他是上司，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都害怕上司？有时我又想那顿烤鸭吃过以后，张局长对我的“关照”那底有多少？好象中国人付出一些，怎想得什么。有时是有一些，有时好象又无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今，张局长已经作古了。那天在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我望着双目紧闭的局长大人：心想，可怜的张局长啊，你当年只吃了我的半只烤鸭，你就那样的知足，那样的满意，那样的开心，可如今，你可知那半只烤鸭算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