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和教官对我的深情厚意，邀请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长到这个地方来，为这么多的高级专家、理论家进行演讲，我非常高兴，也比较激动。这是我第二次来国际关系学院。三年前我曾来为三百多个学生、学员做了一次演讲。一般我到大专院校演讲，是信口开河的，不用什么稿子。到这儿来因为有这么多将军教官，所以列了一个提纲。
早几天我为河海大学两百多位双学士班作了一个演讲，从我的名字开始讲起。我的名字叫江宝全，这个名字起得也很有意思。1956年，我十岁时父亲去世了；1960年我十四岁时，我的母亲也去世了；我的两个妹妹也去世了，一家五个人死了4个。只有我这个宝全，保住了自己，没死掉。我的名字不知道是谁起的，很有意思。如果不是这个名字，可能我也要死。我是安徽和县人，1960年生活在安徽和县一个小村庄里面。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当时非常困难，饿死的人很多，就是那一年我家人饿死光了。我自己大难不死参加了工作。共产党培育了我，使我不断成长，成为了共产党的一个小干部。1984年组织上把我调到南京金箔集团的前身——江宁金箔厂工作的时候，我们金箔厂厂址正好是当时江宁县东山镇埋死人的地方，是个坟场。这个厂搬来时，已经是资不抵债、气息奄奄了。固定资产只有38万元，工业产值只有175万元，内外债务却有197万元，领导已宣布这个厂是一匹“死马”了。当时我在江宁县最大的企业——江宁化肥厂当了15年的政工科科长，是搞政治工作的。领导找我谈话时说：你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医好是你的本事，医不好也不怪你。在当时很多干部都不愿去的情况下，我们江宁分管工业的领导，正是从原来化肥厂提拔出去县领导，把我强行调到金箔厂。正好派了一个宝全，后来就把这个厂保住了，不然当时就基本上关门倒闭了。我国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到现在力度是很大的，改革开放必须冲击那些旧体制。对那些落后的企业，那些几十年没有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来说，没有一个能经得起这些冲击，所以纷纷倒闭下马。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经不住风波的小企业，一遇到大风大浪的摇晃碰撞，基本都是翻船落马。就在这样一个困难局面下，金箔集团因为有了一个江宝全又给保住了。现在金箔集团在江宁县，除外资、私营企业外的公有企业中一枝独秀，不但没有下马翻船，而是昂首挺拔。这说的这段话虽然是逗笑话，但是一个企业要想搞好，关键在于“三个一”：一个好厂长、一个好产品、一套好方法。我认为金箔厂能有今天，与我们领导班子带领广大职工努力奋斗是最主要的。
1984年我从化肥厂到金箔厂时，金箔厂已经气息奄奄，在以我为主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七搞八搞，金箔厂越搞越好。现在我们南京金箔集团成为世界金箔之最，我们的金箔上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央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中央电视台、国徵的贴金都是我们贴上去的。去年“七一”香港回归的金卡、邓小平纪念卡，南京所有大商场金字招牌，全国著名寺庙的菩萨贴金都是我们做的。除了金箔产品，我们开发了新的系列产品，一包中华烟我们有四个产品，全国147家烟厂有120多家和我们有业务关系，我在烟草界也非常著名。1克黄金捶打成56张金箔，9.33公分见方。
金箔产品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家兴旺我们就兴旺，国家衰败我们就衰败。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兴旺的标志，这个机遇，我们抓得很好、抓得很准。现在全世界都要买我们的金箔，我们金箔集团是中国名牌产品。李鹏总理亲自到我们金箔集团来视察；荣毅仁当副主席后，第一个参观单位就是我们金箔集团；国家政协一些副主席、人大一些副委员长、国务院许多部门部长都曾来过我们集团。为什么？因为我们企业这样有名气，他们才会来。这些人要看我们，我们才能见到他们，我们要看他们，是看不到的。南京军区领导、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也经常到我们集团。我请李鹏总理给我们集团题四个字：“金箔之光”，李鹏总理题了八个字：“金箔之光、灿烂辉煌”；荣毅仁副主席也给我们题了字：“金陵金箔、中华一绝”。当年领导让我死马当活马医时，再也没有想到，我十年来已交给县里税收1个多亿。他们认为你只要把这个厂维持好让它不断气，已经是了不得的贡献了。我现在一年要发3000多万元的工资，养了3000多号人。在今年企业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我们1-3月份税收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几。但是，一枝独秀并不是万紫千红，所以我现在到处瞎讲瞎吹，把我几十年的经验吹给社会各界听，到处宣扬我们的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让他们照此办企业。
在经营困难企业过程中，我喜欢创作“土理论”，而且到处宣传我的“土理论”。我的“土理论”从1984年上任时就开始吹，一直吹到现在还在继续的吹。我的“土理论”现在已经登上了大雅之堂，南京市所有大专院校、军事院校我都吹过，我的“土理论”在省、市甚至全国都稍有名气。1996年在鞍山召开的全国搞活大中型企业研讨会上，刘国光等80多个经济学家聚在一起。会议限制各位专家发言不能超过一刻钟，他们只能吹15分钟，而会议给我一小时，我吹了一个多小时。我把我吹出来的理论，公开发行出了一本《边干边吹集》，为书题名的是朱钅容 基的老师、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袁宝华。
“吹”在我们集团是一门生产技术，金箔太薄，不能用手拿，只能用嘴吹，三根蜡烛并排放，吹灭中间一根，两边的火苗要纹丝不动才算功夫到家，才可以上切箔岗位；三颗黄豆并排放，把中间一颗吹动起来，两边纹丝不动才算功夫到家。在我们集团是工人的“吹”功，在总部就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吹”功，就是我的“吹”功。我“吹”和他们“吹”都是功夫，我的书的标题就是用“吹”字的。改革创新之路，邓小平是总导演、总设计师。他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就是以旧代新，改革开放就是弃旧创新。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曾说过：不创新就等于死亡。金箔集团由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企业，完全是走了一条改革创新之路，是改革创新的丰硕成果，是制度创新的重大胜利，也是一曲改革创新的颂歌。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金箔集团的今天。《南京日报》总编曾经来挖掘我们集团的奥妙所在，同在一个太阳下，同在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别人倒下去，你不倒？我说我可能要倒，但是我要做最后一个倒下去的人。在同样条件下，有的人改革创新，有的人墨守陈规。凡是默守陈规的人最终都将灭亡。南京市在计划经济下还有另外一个金箔厂，在计划经济时，另一家金箔厂靠计划吃饭、靠政府扶持得以生存壮大，而江宁金箔厂就气息奄奄。市场经济中我们与另一家金箔厂开始比高低，我刚上任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学龙潭、赶龙潭、超龙潭》。他们领导班子看到这篇文章时哈哈大笑，把我当做可笑之人。他们说：学是应该的，赶是不可能的，超是痴心妄想的。10年后我们产值3亿时，他们还是3000万，他们又反过来《学江宁、赶江宁、超江宁》，而我没有笑他们，因为笑人不如笑自己。
有人问我们厂办厂有什么经验，我讲了“三个一”。“一边干一边吃，不能光吃不干，也不能光干不吃”；“一边干一边管，不能光干不管，也不能光管不干”；“一边干一边吹，不能光吹不干，也不能光干不吹”。1984年我们县委领导把我调到金箔厂，我是小学文化，我有个大学文化的同事，他和我一块调出来的，他当副县长，我到死马厂。我编了个顺口溜说：“你有文凭当县长，我无文凭到小厂，我们干个三五年再讲，看看哪个有好下场”。在那之前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许多有空闲时间的人都上学去了，后来这些人都变成有文凭，而我却没有。对此我又编了一段顺口溜：“生产工作当骨干，文化学习靠边站；现在又一切凭文凭，把我逐步当废品”。在举国上下的文凭热中，我们究竟是选一个有才能的人还是选一个有文凭而无才能的人？我是没有文凭的人，但在金箔集团的领导中寿命最长。此前，没有一个厂长能当过两年，我已经当了14年，我自己不下台还没有哪个能把我赶下台。县里认为我在集团不能走，干部职工认为我在集团不能走，我自己也认为我在集团不能走。我虽然没有文凭，但南京几所大学都聘请我做兼职教授。南京大学聘任我做兼职教授，我还在南大哲学系设立了奖学金，每年都要奖励十个最好的学生。
我现在到处都在“吹”，不仅到大学去“吹”，还受邀到许多地方去吹。因此，我们企业现在有两个闻名：一个是我们的金箔产品，另一个就是我的“吹”功。《南京日报》曾在头版头条介绍我的情况，题目就是“江大吹”。我们金箔集团被称为江宁县的小香港。那么，我现在到处在“吹”，到底“吹”些什么呢？我个人感觉到，我吹来吹去，核心就是一句话：富不富在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我认为一个企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思路。一个企业领导人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还是思路。在今天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只有转变思想观念，才能适应新形势，才能不断攀登高峰。我曾经把我自己比做是一个演员，当演员就要演什么像什么。我们当地有一个领导曾经讲过：“宝全同志适合于搞企业”。他言下之意是我不适宜当官，所以后来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也别害怕，我也不会争你那个位子。但是我要跟你讲，你说我究竟适合干什么？我现在告诉你，我是演员，我可以演厂长，也可以演县长，我要演县长的时候不一定比你差”。我为什么讲这样一些话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领导下，我是一个演员，我是受他们委托，干我该干的工作。现在他们要我演企业的老板，我就要演企业的老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发生了五个重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个变化是以计划经济转变为搞市场经济。第三个变化是以闭关自守改革为对外开放。第四个变化是以传统的人治时代转变为现代的法治时代。第五个是以单纯的学习苏联老大哥转变成学习西方所有国家的先进经验。在这种大转变大改革的时代里，我深刻感到：富不富在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我把这个重大的思路理清了，但是当时多少人还没理解。这就象我们党已经叫演《沙家浜》了，我们有的人还是习惯演《红灯记》，还在《红灯记》的剧本里没有转变过来。所以说这五个重大的变化导致观念必然要更新，观念不更新你无法开展工作。当年我在化肥厂是政工科科长，政工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专门搞阶级斗争的机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部门。那时的党团组织领导要求我演阶级斗争中的先锋模范，我在化肥厂演阶级斗争的角色演得相当的成功，因此很快得到提拔。准备让我当化肥厂党委书记的时候，一下子被调到金箔厂。我为了演阶级斗争，曾经组织大会批判我的堂兄，因为他不服从领导。结果两三年时间里，哥哥都不喊我吃饭。在搞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也是奋不顾身的阶级斗争高手。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已经到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无论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在经济领域里都广泛地开展实事求是大讨论，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已经总结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并把这一问题彻底的翻了过来。但党中央翻过来，下面的人还没有认识跟着翻过来。面对新情况、新形势，不把思想彻底地脱胎换骨，你怎么能跟上党中央的步伐？不少人跟不上，还在演《红灯记》，还在演《智取威虎山》，不演《沙家浜》。所以说剧本变了，里面的台词也变了，我们的工作任务也变了。我们原来演阶级斗争，现在我们要演一个企业家了，就要按企业家的剧本来演。可是多少人当了经理厂长，他还在演那个政治角色，他能不失败吗？所以国内很多人都在研究，金箔集团怎么搞的，到现在都不倒。其中什么奥妙？奥妙就在这里。奥妙就是我把新的剧本研究得比较透，领悟得比较深，角色扮演得比较好。我刚到金箔厂上班，我们的保卫科长就向我打报告，说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躲在帐子里面谈恋爱，要我去查一查。我说我去查，他们说怕蚊子叮，怎么办？明确地对跟他们讲，这种事，今后你们不要去管，谁要管，我就下掉谁。
面对已经变化的新情况新形势，多少人还停留在那个老一套的思维方法上。思想观念根本不进行更新，而怪这个怪那个。在我们企业界，有些观念你们不一定能理解。“党叫干啥就干啥”，有谁认为是不完善、不准确的？但在我们集团这个口号不喊。各位首长会相信吗？在我们金箔集团是“你想干啥就让你干啥”。另一个口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自古以来大家都喊。我们集团是“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不断怀疑，有助他本人的提高，也有利于自己的提高。我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方针政策认真的消化吸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我在《边干边吹》集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精采的话，但让人难以接受。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产生出了邓小平理论，将邓小平理论同金箔厂实践相结合，变成江宝全“土理论”。人人都说我口出狂言，将自己同伟人联系起来，但这其实是反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多少年来，我们这么多党政干部、企业干部当的是传达室、看守所式的干部，把下面的东西原原本本的传达给上面，把上面的东西原原本本的传达给下面，没有自己的东西，他的工作能干得好吗？你对工人讲市场经济理论那一套，他们能听得懂吗？但是我讲的那一套他们都听得懂、都高兴。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用通俗易懂的深入浅出的言论表达出来，教育我们的干部，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把党风、学风、作风搞坏了，原原本本的宣读党中央的文件给老百姓听。传达室式干部在我们金箔集团有一个下一个，不能让传达室的人当厂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这就是我党的思想路线。而这一思想路线多少人喊在嘴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上。我是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忠实的执行者、拥护者。他是总导演、总设计师，而我是冲锋在前线的排长靳开来，我不可能像他那样讲一番大道理。我认为在改革的年代应该有改革的作风，企业家是在硝烟滚滚的改革战场上的创作、编剧。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策划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伟人，伟人都是运筹帷幄，打仗的都是将军和士兵。我是企业的领导人，我就等于是一个连排长。越是硝烟滚滚、枪林弹雨，越是要显示我们的英雄气概。越是英雄比试高低的地方，越要上呼下应、旗帜鲜明。我曾用自己的实践来响应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我创作了很多的“土理论”，我把我的思维全部变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土理论”。用它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全部教给我的员工，叫他们领会党中央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
例如：我创造出一套 “抢喜糖理论”。把市场就讲得比较形象透彻。我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比作农村人家谁结婚，发喜糖与抢喜糖，发喜糖就是计划经济。假设我们在座的有两百个人，现在每个人发八颗糖，不能多发、少发、重发、漏发，也不能留一半不发。要保证每人拿到手正好不多不少八颗糖，这就是计划经济。而同样数量的喜糖往天上一撒，谁抢到就是谁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当然，抢喜糖也得订个规矩：第一，哪里有糖哪里就有市场，不再分国界、省界、市界、县界的，你不能说这块地方是我，这边的塘就是我的，只要有糖任何人都可以去抢。第二，不抢肯定是没有糖，不论什么人都必须低下头、弯下腰去奋力的抢。第三，撒糖的人不能变相撒，也不能撒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撒私分，我们现在这么多贪污腐败的人就是这么来的。第四、没抢到糖的人不能在已抢到糖的人的手中去抢糖，抢别人手中的糖等于犯了抢劫罪。第五，抢的过程中难免混乱一团、碰碰撞撞、跌跌爬爬。第六，抢喜糖中，经过努力而抢到的糖感到分外甜。同样数量的糖过去发着吃，现在抢着吃，这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我的“抢喜糖理论”通俗易懂地将市场经济描写的淋漓尽致，使广大职工一听就懂，一琢磨就明白，比那些理论家的大篇文章来的快的多。
另外，我还创造出一篇“鱼塘理论”。我把中国的市场比作一个“大鱼塘”，现在各种经济性质成份的人混在一起竞争“捞鱼”。独资的、合资的、合作的、联营的、全民的、集体的、乡镇的、村办的、股份的、个体的、私营的，还有校办的、福利单位办的。大家可以搞同一个产品、办同一种企业、进入同一销售市场。由于环境、区域、政策、分配办法不同，效果就不同。同在一个“中国鱼塘”中“捞鱼”，却有明显的三不同：一是捞鱼人的身份不同。这就是指捞鱼人来自不同的经济成份企业。二是捞鱼的工具不同。有的带传统简单工具，如鱼叉、鱼网，有的却使用现代方法捕鱼，如电击捕、化学捕，还有的只能赤手空拳。三是分配制度不同。有的捞到鱼全部交给国家，有的全部归自己，有的只能吃到一些鱼头、鱼刺、鱼肚肠之类。面对中国经济的这种混乱状况，在我们金箔集团实施四条原则：一是凡是参加捞鱼的人不管你是谁，身份如何，都要按捞鱼人的要求来衡量。二是既然同是捞鱼人，别人带什么工具我们金箔集团也可以带什么工具，没有的还可以创造工具，只要多捞鱼就行。三是捞鱼人捞到鱼后采取基本灵活的分配模式。四是坚持斗争，努力创造捞鱼的好环境。
再例如请人吃饭，现在有些企业领导请人吃一顿便饭都要向上级请示，在我们集团就不这样。我刚到金箔集团的时候，有几个青海人长途跋涉到我们单位买金箔，我就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因为我不能喝酒，喝一点点脸就通红，给下面人看见了，说我整天吃吃喝喝，满脸通红。我就跟他们讲，人家跟你谈完业务已经十一点半，你再说“好走好走，欢迎下次再来”，下次鬼来？所以在我们集团就是 “要来人先吃饭，吃完饭再谈判”。
社会上不少人都说：一个企业厂长是中心，书记是核心，工会代表工人，要三架马车齐头并进。但是，路就这么宽，三架马车怎么走得起来呢？还有人在讨论，企业里是厂长大，还是书记大？我就编了一段顺口溜：厂长大，书记大，最好回家问你爸爸和妈妈，到底是爸爸大，还是妈妈大？在我们金箔集团是“各吹各的号，都是一个调，不是一个调，请你往边靠”。还有人说，厂长经理是职工的仆人，我在和新闻界的朋友聊天时说道：厂长是仆人，工人是主人，那我一个仆人怎么能服侍得了那么多主人？你们家的佣人还能管得了你吗？我的观点是：工人是英雄，厂长经理是管英雄的人，是英雄中的英雄。我的这些话是说明一个观点：在改革开放中，观念的转变是最重要的。新的形势必须要有新的认识观，新的理论知识。
我国建立政权以后就开始搞经济建设。由于当时政策方针发生偏差和失误，导致了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失误和挫折。直到如今，企业界仍然是四十年代的宣传口号，五十年代的规章制度，六七十年代的管理方法，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那么，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决定一再强调改革要将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规章制度、条条框框冲破，但实际上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党的十五大时都没有冲破，都没有改掉。仍然是讲归讲、做归做，大量的人不敢动。那么我们金箔集团就在这上面创新了、动手了。面对社会上普遍出现的情况，大多数企业是什么态度呢？他们是四个“等”、四个“怨”：等中央下文件、等领导下指示、等政府给政策、等人家搞出经验来再说，怨环境气候条件不利、怨人才配备不足、怨领导不支持、怨班子不配合，群众不争气。等来等去自己不动，怨来怨去不怨自己。我们集团的态度是既不等也不怨，敢于开拓、勇于创新，闯出一条适合于自己的路。我们集团有个小厂厂长被下掉职务后，他问我：我一没有犯错误，二没有贪污，你为什么要下掉我？我明确回答：你不是努力不够而是能力不够。
金箔集团不讲客观只讲主观，汇报工作不汇报过程，只汇报结果。我搞了三十多年的工厂，对那些耍嘴皮子的人看的太透了。有一次，化肥厂有一个供销人员和我一起到厂家提货。厂家的人说：再等一小时，就把货给你。他说：我们今天有急事，明天早上我们再来拿。回到厂里，他向领导说：那个厂生产任务紧的不得了，说要三天后才能给我们货，亏了我又打招呼又发烟，才答应我明天早上去提货。
金箔集团对几十年来我们所有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整理、清理，进行了大量的大胆的改革创新。往的所有规章制度几乎是不能用的，必须彻底改革，都必须创造出一套全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规章制度，所以我们企业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
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设置的机构一般不少于十几个科室，没有一个厂的党组织不建立三四个部门。如党办、宣传科、组织科、纪检科。每个科室还要有正副科长、工作人员。每个企业都要按13%配备管理人员，按18%配备后勤人员。金箔集团按13%配备就要有四五百个管理人员，每年要浪费多大的资源，企业如何承受得了。所以，在我们集团要求 “一个萝卜几个坑”，党群部门有组织无机构，集团总部只设立三部一室，即生产协调部、财务管理部、人事保卫部和办公室。管理干部只有30多人，党办主任兼工会主席，人事部长兼组织部长，团委书记兼工会干事。
富不富在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好的思路得益于观念的更新。金箔集团坚持做观念的先行者，取得了企业改革的成功，成为江宁县连续6年税利大户。观念的更新将一直伴随我们企业前进的步伐向前迈进。
(此文系1998年10月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职干部大会上的演讲记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