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多年来，我带头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注意把中央的改革开放国策同当地实际相结合，从实践中创造一些通俗易懂而内涵深刻“土理论”，来宣传、教育、发动广大员工群众自觉投身到改革开放中去。其中有影响的首推“鱼塘理论”。

《鱼塘理论》一说，主要是针对如何搞好搞活公有制企业而引发的。我们公司是城镇集体企业，属于公有制企业一类。在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进入攻坚战的时候，搞活公有制企业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心话题。于是我创作了《鱼塘理论》。开始的时候，谁也不当回事，可是后来，特别是现在，人们的 眼光开始神奇了！这是因为：我们金箔集团靠着《鱼塘理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第一个奇迹：我们把县属小厂这个“死鱼塘”搞活了。十多年的1984年，上级交给我的江宁县金箔锦线厂只是一个快要倒闭的手工小作坊：固定资产只有38万元，年工业总产值只有175万元，企业亏损197万元。当时领导对我说：“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十年后，金箔锦线厂出现了奇迹：在不要国家投资的情况下，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总值比原来超过几百倍，因而改建成江宁金箔总厂，后又组建为南京金箔集团（公司）。目前南京金箔集团成为国内外闻名企业、南京市重点企业，江宁县骨干企业，每年纳税在当地均名列前茅。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真金箔生产基地，世界金箔生产中心，产品70%出口到东南亚和欧美。

第二个奇迹：我们在市场经济“大鱼塘”里捞了不少“鱼”。1985年初，当我在全县经济大会主席台上发言表态，说三年超过全江宁县最大的企业时，人们都说我“吹得离谱”。可是他讲他的，我干我的。我们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产品大“畅想”，以原来传统产品真金箔为龙头，开发了一个又一个新产品，使金箔集团这个“小鱼塘”育出了一批又一批“鱼”。我们先是花了2年多时间，研究开发我国卷烟材料第一个替代进口产品——金拉线，并获得了成功。全国140多家烟厂中的120多家与我们金箔集团建立了业务往来，后来又趁势举一反三，开发了烟箔纸、金卡纸、烟标、水松纸等系列卷烟配套材料，受到烟草界的高度好评。企业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原来江宁县最大的企业早被我厂抛在了后头。如今金箔集团生产的产品已从1984年的二、三个发展到今天的二、三十个，真正做到了“嘴里吃着第一块；筷子挟着第二块；眼里看着第三块；脑子里想着第四块”。

第三个奇迹：我带领广大员工在市场经济“大鱼塘”里炼就了一身“捞鱼本领”。十多年来，金箔集团几千名员工似乎都懂得“企业就是企业，企业不是政府的附属物，企业可以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这个道理，把练好内功当作是办好企业的根本。“企业家不讲客观，干好干坏在自己”。正确的指导思想加过硬的练功，金箔集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始终顶风破浪，奋勇向前，无论是“治理整顿”还是“宏观调控”，对我们影响都不大。我厂基本上每年都以40—50%的速度递增。“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95年，在当地公有制企业普遍效益不理想的情况下，我们金箔集团的经济实力仍然象一棵挺拔的青松，出类拔萃。1—8 月份，经济效益比上年同期有大幅度增长，交税总额跃居到县属企业第一名。年底可望产值突破4个亿。地方各界人士普遍竖起大拇指：这才是硬功夫！

现在人们开始注意到我发明的《鱼塘理论》了。许多人在研究金箔现象，众多人在逐磨的《鱼塘理论》到底是啥玩艺？南京地区许多大专院校、大中型国营企业邀请我去做报告、作演讲，5个高等学府聘请我去做兼职教授；最近召开的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学术会议上，我被破例选为理事，并安排作专门演讲。别的专家教授演讲只限15分钟，而给我却特别安排了1个小时。眼下，《鱼塘理论》已经开始向全国蔓延。

（二）

    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中国从计划经济年代转向市场经济年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伟大理论，党中央的伟大方针决策，虽然中国连续宣传实施了十多年，可是，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还是跟不上趟，理解不透，行动不力。因为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太难改了！

    真正投身改革的中坚分子对邓小平的伟大理论、对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当然能够悟出其中道理。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实践深刻地告诉我：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与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是两回事。而我们许多人办企业还是老观念、老方法、老一套，对新问题、新情况不研究、不分析，不采取新措施，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为了动员、组织属下参与改革，投身改革，我将党中央、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理论用老百姓说得通、听得懂、学得会的形象比喻编成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土理论”，向广大员工和社会广泛宣传，结果取得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金箔集团（公司）改革过程中许多重大课题都迎刃而解、一帆风顺，企业出现了生机蓬勃的大好局面。首先，我用“发喜糖”和“抢喜糖”的“土理论”来形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性质。我们这里乡下人结婚，要吃喜糖。不能多发、少发、重发、漏发，严防个别人虚报冒领，按实到人数，每人多少颗，发好就行。这种结婚发喜糖的原理，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同了，同样的糖不发了，往空中一抛，落到地上，谁抢到就是谁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当然“抢喜糖”肯定有些规则：一是落到地上，哪里有糖哪里就是市场，不分界线了；二是所有到场人员，不论何人，何身份，都必须弯腰去抢，否则没有糖了；三是抢的过程中，肯定跌跌爬爬，混乱一团；四是没有抢到糖的人不能在抢到糖的人的手上抢，否则违规；五是撒糖的人不能只撒一部分，留一部分私发；六是抢到糖的人吃起来都是甜的。广大员工在我抢喜糖理论影响下，“不找市长找市场”的时间特别早，劲头特别足，效果特别明显。

改革开放，使中国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的企业混在一起竞争的复杂局面。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吃惯了独家经营、计划分配的饭，面临复杂局面很不适应，思想观念改不过来。他们总是习惯用老办法经营企业，企业办不好还怨天尤人。其实，我感到：“富不富，在思路”；“好不好，在大脑”。思路理不过来，公有制企业没有不吃败仗的。于是，许多公有制企业由于脑袋瓜子跟不上，出现了每况愈下的情况，甚至陷入困境，破产了事。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为了使我的属下员工能够看到和适应这种新情况、新特点，1987年我又创作了《鱼塘理论》。我们中国市场经济，可以比作一个“大鱼塘”。现在各种经济成份的人混在一起竞争“捞鱼”：独资的、合资的、合作的、联营的、全民的、集体的、乡镇的、村办的、股份的、个体的、私营的、还有校办的、军办的、福利单位办的。可以搞同一个产品，可以办同一类企业。由于环境、区域、政策、办法不同，结果就不同。这种明显的不平等现象，我就把它比喻为“鱼塘理论”。现在在中国鱼塘捞鱼的人有明显的“三个不同”：一是“捞鱼”人身份不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经济成份的不同。二是工具不同，有的带鱼网，有的带鱼叉，有的带鱼钩，有的还带现代鱼具，而有的只能赤手空拳。三是分配不同：有的捞到鱼100%归自己；有的要100%交给国家；有的只能吃到一点鱼骨头或鱼肚肠之类。

由于《鱼塘理论》的三个不同，肯定给国有企业干部队伍带来了最复杂的不正常心态。这些心态是办好公有制企业的严重障碍。一是“里外里”思想，认为反正公有制企业难办好，干脆里外里放松管理。二是“糊”的思想，认为大家都没有良药，糊到哪算到哪。三是“捞 ”的思想，反正干不长了，能捞则捞吧，于是腐败越来越严重。四是“等”的思想，老是看看下一步中央到底有什么良策，而自己不去闯。五是“推”的思想，认为公有制都是国家办的，企业一切都听上级的，搞不好责任在国家，不在哪一个人。

国有企业一方面在领导层中出现上述不正确思想，另一方面加上改革开放过程中企业内外环境也不清爽，企业普遍存有“四怕”、“防四查”、“四个关系难处”、“四个矛盾难解决”。“四怕”即怕：戴大盖帽的、套红袖章的、挂罚款证的、搬红头文件的；要防止纪委查、司法机关查、审计查、税务查这“四查”；党政关系、行政与工会关系、厂长与工人关系、一把手与助手关系这四个关系都难处理；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设备老化、工艺技术落后、企业负担过重，这影响企业发展的四个矛盾难以解决，等等。从而导致了公有制企业职工队伍不稳定、心里不平衡，有些人就“跳槽”或者“挖墙角”等。问题到了这种地步，企业要想办好是很难的。上头硬要讲“加强管理”，什么人有本事能管好？！

在别人打牌、喝酒、开会忙得昏昏然的时候，我较早地清楚分析了公有制企业在“鱼塘理论”中的实际问题。

我把我的“鱼塘理论”和其它奇谈怪论汇编成集出了一本书，叫《边干边吹集》。在这本集子里，我有这样两段话：

“面对改革，社会上普遍态度是等：等中央下文件，等领导下指标，等政府给政策，等人家先搞出来再说；怨：怨环境、气候、条件不利；怨班子不配合，怨群众不争气。我们厂的态度是：既不等、也不怨、敢于开拓，勇于创新，闯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这段话是我1984年刚上任时说的。“人说经验，我们只有一个字：‘闯’。敢闯，企业才能有出路。”这段话是我1992年组建金箔集团时说的。

我根据《鱼塘理论》的原则，用敢闯、敢干的无私无畏精神，带领集团广大员工把金箔事业当作改革开放的试验“塘”，饲养和捞取了一条又一条、一筐又一筐的“鱼”，逐步成为当地“捞鱼”的高手。我的“道理”，纳起来四条：一是凡是参加“捞鱼”的人不管你是哪家的，统统按“捞鱼”的人的“政治标准”衡量。二是凡是“捞鱼”的人，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捞鱼工具”。三是凡是“捞鱼”的人，捞到“鱼”后分配原则采取基本相同的分配模式。四是七拼八斗，努力斗出“捞鱼”的好环境来。

可以说，我们金箔集团在引进和培养提高所有员工成为一名好的“捞鱼人”上面，花了很大功夫。首先我们呼喊着“是关系严格控制，是人才不受限制”口号，在社会上广泛网罗各种人才“上金箔梁山”。并把所有“捞鱼人”的身份都明确化，实行“十不分”。不管你原来是什么身份，到金箔集团来就是“捞鱼”的，不“捞鱼”就不行，或者不要来，或者可以走。我对他们说：“金箔集团是属鸡的，必须满天飞找食吃，天上不会掉下一大把钞票给我们。一定靠我们自己努力才行”。因此，不论你是部队转业的、大学分配的、机关干部调入的；不论是农民户口、居民户口；不论全民的、集体的、正式的、临时的；不论有文凭、无文凭，有职称、无职称；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统统都可以上“金箔梁山”参加“金箔捞鱼队”，否则就要淘汰。其次，我们对广大员工进行严格的“捞鱼”观念和技术训练。我曾说，“连学习驾驶员都要花半年时间，难道市场经济不要学吗？！”集团常年不懈地采取实习、培训、师带徒等多种措施，使金箔集团的“捞鱼人”的技能高人一筹。再就是逼迫所有“捞鱼人”都下塘捞鱼，“是驴是马都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在捞鱼中学会捞鱼”。并且大力提倡“你想干什么，就尽量让你干什么”；“干出成绩是你们的，干出问题是我的”；“干得好一直干下去，干不好象打篮球一样，五号下、六号上”。

十几年来，我们金箔集团始终在“三支队伍”建设上下功夫（即：外交队伍、生产技术队伍、经营管理队伍），使集团拥有一支上百名的敢于竞争、勇于竞争、善于竞争的厂长经理；一支有300多名的能够打遍地、跑市场的队伍赴全国各地；一支有200名的工程师、技术骨干在开发产品、解决生产过程中技术难题；一支有上百名的财务审计人员，在企业里当家理财，其“捞鱼”战斗力决不比其它性质的“捞鱼人”低。“捞鱼”工具的“统一”，是我们金箔集团能够取胜的关键所在。虽然中国历史曾经有过小米加步枪创造了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奇迹，但是“现代战争”必须要有“现代武器”。我们搞市场经济，就要按市场经济办法搞，人家用什么“武器”，我们也得用什么“武器”。“凡是独资的、合资的、股份的、全民的、私营的企业，他们能办到的，我们都要办到；他们办不到的，我们也要办到。”于是，金箔集团（公司）在机构设置上，管理制度上，领导方法上，产品开发上，经济政策上、技术更新上，设备改造上等各方面，全部或者尽量按照市场经济“捞鱼”的要求，使用国际上都使用的“捞鱼”工具。走进现在的金箔集团，我们完全是一派现代企业制度的新气象。集团总部，没有这个科那个科。只有三部一室，30来个管理干部，统帅全集团3000多名员工，20个大小企业；高层中没有“研究研究”的推诿习惯，所有问题都得当场拍板；党组织、工会、共青团、民兵、妇女等组织，都是“有组织、无机构”，各自职责任务工作，渗透到企业经济工作中，全部做到子“作风踏实、内容充实、形象真实”；企业所有管理人员不得讲空话、套话、大话，都是“一个萝卜几个坑”，不得人浮于事；所有干部管理的工作，汇报工作不讲过程，只看结果，遇到问题都不准摆客观，只检查主观原因。

每一个分支机构生产的产品都要将国际国内同类先进的产品摸清楚，然后对照找差距，确立自己改造、更新、追求的目标任务，使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达到或接近国内外先进水平。每一个分厂领导都享有先进的通讯联络工具。拥有配套的办公接待条件，相适应的交通工具。总部与分部建立一整套的“收得拢，放得开”的运行自如的“捞鱼”机制。既能分散又能集中，达到了“一呼千应”的效果。1985年，我在亲自撰写的《1985年全面改革意见》中这样说道：“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质量，优惠的价格，良好的服务态度，这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我还说：“包字当家、新字发家、快字富家”。金箔集团员工通过我灌输的市场经济观念，解放了思想，敢于并且善于使用和利用各种“捞鱼”武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从1985年起，我就在我们厂里，把“捞来的鱼”在“分鱼”办法上进行大胆在改革。概括起来一句话：性质多样化，待遇市场化。我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各行各业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扭曲了，将许多理论界限混淆了，造成“捞鱼”多少，“捞鱼”好坏，“捞不捞鱼”一个样，严重消弱了“捞鱼”积极性。金箔集团从1985年开始，首先从理论上分清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与“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界限；与“铁饭碗”、“人人有饭吃”的“优越性”的界限；与“领导意见、习惯做法”的界限；与“雷锋精神”的界限。理直气壮地推行“多捞鱼就多分鱼”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整个集团都是实行“干部实行岗位工资制加效益奖励制；工程技术人员实行职称工资加项目成果奖励制；生产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外交人员实行联效计奖制。”我们把工资级别放进档案挂起来（只在退休或调走时有效），将上级核发给我们的工资奖金总额糅在一起集中使用。总部与各分厂按照联利计酬办法，事先确定分厂利润基数，工资基数、人员基数、生产条件基数。每月底按照效益情况，总部再按额发给分厂，分厂再按原先方案发给每位职工。某个职工具体分多少，总部一般都是放开不管。各经济实体员工，每月拿多少收入，自己都能算得清。“捞多少鱼”、怎么分、分多少，大家都是事先讲好的，心甘情愿，不吵不闹。如果实在发现有不合理或者不公正地方，职工可以与分厂讨价还价。分厂也可以向总部讨价还价。一般每年“讨价还价”一次，然后职代会上讨论通过，年年修改调整，越来越完善。开始，许多人对我们金箔集团的分配方案感到担心。职工工资奖金发高了，成本增大受不了；发低了，职工不愿干就跳槽。其实，只要相互协商，不断调整，就能搞好分配，解决问题。

多年实践证明，职工经济收入一定要与企业经济效益结合起来。我感到，国家制定的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过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只能给个体户富，只能给投机倒把者富，不能给金箔厂职工富吗？按照我的这一观念，金箔集团本着如下四条基本原则：一是工资总额、奖金总额是否突破、即是否违反现行总规定。二是工资奖金总额增长与经济效益增长的比例是否协调。三是多干的是否真的多得，少干的是否服气，即群众的积极性如何。四是企业的发展与后劲怎样。在以上四个原则的前提下，我们金箔集团大力提倡“阳光下的利润”和“阳光下的收入”，积极鼓励所有经营者和生产工作者多干多拿，“多捞鱼，多分鱼”。分厂厂长中，最高的年收入可以得数十万元，最低的只能得数千元；职工中最高的每月二、三千元，最低的每月二、三百元。差距这么大，但很少有人不服气，很少有人为分配不公吵吵闹闹的。除了正常的工资奖金收入外，企业还给员工在福利待遇等其它方面给予很多关照，使职工在企业安居乐业，心情舒畅。例如：对单身员工，吃大食堂者，饭票一律给30%补贴；单身职工宿舍，做到四通二有：通煤气、通暖气、通电视、通电话、有厨房、有卫生间。去年集团又提出新举措，单身只要结婚，通过适当集资，都可以住新楼房。由于集团采取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分配方法，职工队伍相对稳定，要求进的人多，走的人少。职工在公有制企业里，既有安全信赖感，又能发财致富，都感到自豪光荣。因此，在我们金箔集团，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空气浓厚，要求入党者争先恐后。

（三）

“历史都是承认改革者；现实往往惩罚改革者”，这就是我在1985年刚刚在企业里施行全面改革时，就抛出一句语惊四座的话。这真是我多年来的真切体验。不管我说的这句话说是不是历史事实，作为我自己，确实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和许多不恰当的诽议。但是，我都始终经保持饱满正当的热情，旺盛的斗志和精力，全身心地投身到企业改革之中，“大腹能容天下难容之事”。

按理说，我根据党中央改革精神，按照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创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土理论”，对企业进行“三有利”的改革，这本是值得称道的大好事，可是多年来，我一直背着“三不干部”（“不听话、不正规、不上路子”）的帽子，因而省劳模、市劳模等都轮不到我。对此，我曾多次进行据理力争的“反抗”。

“什么不听话？”要知道，上级领导要管的摊子多，对每个单位表的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特别是领导心情好与坏、喝酒与不喝酒、今天与明天、这任与那任、这个和那个，讲话都可能不一样。跟风跑，我们跟不了，也跟不起。实际上，我们搞改革就是听党的话；上级领导将一个摊子交给你，千方百计将它搞好了，就是听领导话。这是最根本的听话，也是最整体的听话。

“什么不正规？”不是完全按照现有的红头文件办，就是“不正规”？中国这么大，改革开放情况这么复杂，红头文件要么很笼统、很原则、很粗糙，要么有特定内容。贯彻红头文件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不能照搬照套，死板教条。那种机械照搬红头文件的人，没有不失败的。处处事事等红头文件的，更是注定要吃亏的。遵循经济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办事，就是符合中央精神，就是正规。

“什么不上路？”社会上习惯的做法，一突破就“不上路”了，那还要改革开放干什么？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上路；哪条路能把事情办成和办好，就走哪条路，这就是上路。时间、环境、条件、内容都是千变万化的，病万变而药亦万变，不能因循守旧。搞改革开放，就是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

所以，我说过：人家乌纱帽是戴在头上干的，我的乌纱帽是抓在手上干的。这样，我才敢于用这种大胆改革的胆略和勇气披荆斩棘，在市场大潮中乘风破浪，渡过一个又一个关口，从而到达了胜利的彼岸。有两个自称是我“徒弟”的下属，经不起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的诱惑和当地环境的困扰，一个跑广东干个体，发了大财；一个跑到香港，成了外商。而我在不公正、拿不到钱的情况下不仅安心为公有制企业“卖命”干，而且用“为共产党打工光彩，当共产党老板荣耀”的观念教育引导广大员工热爱企业，为企业发展尽心出力。

多年来，我和我的企业用赤诚的心，感人的情，杰出的业绩，真实的故事，征服了当地各界人士，斗出了一个能够施展才华的“捞鱼”的好环境，创出了灿烂辉煌的金色事业。近几年，江宁县委、县政府经常大会、小会介绍我们金箔集团的改革和创业事迹和办厂经验；县长庞顺根经常人前人后说政府必须给金箔集团培土、施肥、浇水、剪枝。当地政府各部门，一听说金箔集团的事都“大开绿灯”。

五月份，江宁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表彰大会，宣布嘉奖五名江宁优秀企业家，我也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和我的《鱼塘理论》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作于1995年5月6日）